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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随身带,他们在我心肝里,没法度给您看,真失礼!”我笑着说。
“有就好啦!有就好啦!”
说完,那叠照片又被仔细的放回了皮包,很温柔的动作。然后,将皮包关上,放在双手的下面,靠了下去,对我笑一笑,拉拉丈夫的袖口,说:“我困一下,你也休息。”那个拉丈夫袖口的小动作,十分爱娇又自然。突然觉得,她——那个妇人,仍是一个小女孩。在信任的人身边,她沉沉睡去了。
“今天去哪里?”随车的一位小姐靠过来笑问我。“彰化市。”我说。
“晚车回台北?”
我摇摇头,笑说:“明天在员林,我的故乡。”“你是员林人呀?”她叫了起来。
“总得有一片土地吧!在台北,我们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做员林人。”
“真会骗人,又为什么特别是员林呢?”
“又为什么不是呢?水果鲜花和蜜饯,当然,还有工业。”“去讲演?”
“我不会做别的。”
我们笑看了一眼,随车小姐去忙了。
为什么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话:“我在彰化生命线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两个号码。”
生命线,我从来不是那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可是,这一生,两次在深夜里找过生命线,两次,分隔了十年的两个深夜。
“活不下去了……”同样的一句话,对着那个没有生命的话筒,那条接不上的线,那个闷热黑暗的深渊,爬不出来啊的深渊。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啊——”
对方的劝语那么的弱,弱到被自己心里的呐喊淹没;没有人能救我,一切都是黑的,黑的黑的黑的……那条生命线,接不上源头,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在那里没有需要的东西。
就为了这个回忆,向郭教授讲了,他想了几分钟,慢慢的说了一句:“可不可以来彰化讲讲话?”
那一天,只有两小时的空档和来台北的郭教授碰一个面,吃一顿晚饭。记事簿上,是快满到六月底的工作。“要讲演?”我艰难的问。
“是,请求你。”
我看着这位基督徒,这位将青春奉献给非洲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绝这个要求,心里不愿意,又为着不愿意而羞惭。
生命线存在一天,黑夜就没有过去,值大夜班的人,就坐在自己面前。我禁不住问自己,这一生,除了两个向人求命的电话之外,对他人的生命做过什么,又值过几秒钟的班?“好,请您安排,三月还有两天空。”
“谢谢你!”郭教授居然说出这样的字,我心里很受感动,笑了笑,说不出什么话来。
回家的路上,经过重庆南路,一面走一面抢时间买书,提了两口袋,很重,可是比不得心情的重。
公开说话,每一次要祈祷上苍和良知,怕影响了听的人,怕讲不好,怕听的人误会其中见仁见智的观念,可是,不怕自己的诚实。
我欠过生命线。
那么,还吧!
本来,生日是母亲父亲和自己的日子,是一个人,来到世间的开始。那一天,有权利不做任何事。吃一碗面,好好的安心大睡一天。
既然欠的是生命线,既然左手腕上那缝了十几针的疤已经结好,那么在生日的前一日将欠过的还给这个单位;因为再生的人,不再是行尸走肉。第二日,去员林,悄悄的一个人去过吧!
员林,清晨还有演讲,不能睡,是乡亲,应该的。然后,青年会和生命线安排了一切。
你要讲什么题目?长途电话里问着。
要讲什么题目?讲那些原上一枯一荣的草,讲那野火也烧不尽的一枝又一枝小草,讲那没有人注意却蔓向天涯的生命,讲草上的露水和朝阳。
就讲它,讲它,讲它,讲那一枝枝看上去没有花朵的青草吧!
火车里,每一张脸,都有它隐藏的故事,这群一如我一般普通的人,是不是也有隐藏的悲喜?是不是一生里,曾经也有过几次,在深夜里有过活不下去的念头?
当然,表面上,那看不出来,他们没有什么表情,他们甚而专心的在吃一个并不十分可口的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