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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都阻挡不住；当哥伦比亚大学发出爆炸性事件，而伯克利的大学处于沸腾中的时候，英国、意大利、德国、荷兰、瑞典、西班牙、比利时、日本、台湾、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校园也都火山似地爆发起来。当时美国人关心的是国内的骚动，但至少在两个外国的首都，布拉格和华沙，其破坏程度比起美国任何事件要广泛得多。

这种连锁反应的部分原因，无疑在于现代通讯的速度和高超天下一家的观念是现实的，而且越来越如此。新出现的大陆对其他大陆上发生的事情，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知晓的。“既成体制”这个词的新义已翻译成所有工业国家的语言。而后来暴乱表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却不怎么用得上它。这种感觉是全球性的。亚洲和东欧的这种反感同老沃巴什大学榆树下的情况是一样强烈的。

然而，美国的地位是特殊的。骚乱发端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和具有最明确的青年亚文化群的国家。国外的大学生对美国大学校园发生的事件是非常注意的（“哥伦比亚大学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事？”1968年索邦【泛指巴黎大学——译者】的示威学生这样问美国的驻外记者），而美国学生大都对于国外的狂乱并不关心。再者，在美国可能找出激动青年人的强大潮流。正如托克维尔曾经提到的，美国人向来对青年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几乎是卢骚主义式的看法，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求助于教育来解决一切问题，不论是个人的问题还是公众的问题。

但是现在青年本身成了一个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令人担忧的一个重大根源是那种新的政治战斗性。一个保守的教育工作者断言校园成了容纳“毛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格瓦拉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之间的松散联盟”的渊薮。斯皮罗·阿格纽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令人难忘的评语。他在圣路易斯把示威的学生叫作“不满于现状者、激进分子、煽动者、和平的和不和平的不合作主义者”，并说“我愿意用他妈的全部这批畜生换取我在越南看到的那样的一个排的美国人。”另外有一次，他把大学说成是“容纳富裕而酒色过度的纵容主义者的特权过多、纪律过少、没有责任心的子女的马戏帐篷精神病院。”

父母们不承认他们是酒色过度或纵容子女；而不赞成示威的父母则说这些示威只是少数人搞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全部学生中有百分之七十二没有参加过任何示威行动；《幸福》杂志的一次民意测验断言，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五的大学生抱有“革命的”或“激进的反政府”观点；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只吸收到百分之七的大学生成为会员。但是格劳乔·马克斯所说的话却代表了千百万老一辈的美国人的着法，他说：“只说你在报上读到的只是少数是没有好处的。他们绝不是什么少数，如果他们全是你的自家人，并且你得等到汽车回家来才能得知你的女儿未曾怀孕或染上麻疯病。”

那些数宇，不管怎样，是容易使人受骗的。极端主义者总是只能吸引少数人。1861年北部只有少数人是废奴主义者；1776年真正要求独立的殖民地居民可能也是少数。要了解一个集团的趋向，最好的指针是它所获得的同情，而不在于有多少人参加；从这个角度来看，学生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一对大学院校的行政当局不满。另一个民意测验报告说，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大学生对美国国内外政策表示了重大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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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斯瓦多斯谈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大专院校时说，“怕被指责为激进分子、左派分子、颠覆分子的恐惧心理似乎己经消失殆尽。许多人甚至欢迎这类称号。”来到大学校园的学生往往正是麦卡锡时代那些饱受凌辱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受害最深的——中产阶级自由派的子女。这些人的子女决心不受恐吓和压制。他们参加了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琼·贝兹争取非暴力学会、杜波依斯俱乐部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等组织的分会，他们十分认真，但又几乎完全不懂政治。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他们的“新左派”手法将会触怒几乎所有的潜在的同盟者，包括他们目已的父母——这一点，有人认为，可能正是要害所在。

不过，在某些领域内，他们的本领却是很高明的。他们的示威游行往往是为电视摄影师而安排，很知道如何着眼于戏剧效果。1964年设置纠察线包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来支持密西西比自由党就是一个例子；1967年10月向五角大楼进军是又一个例子。同样确实的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