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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生产总值——前者为一千二百二十亿元，后者为一千亿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投资额己从四百六十亿元增至四千一百一十亿元；华尔街的宣传联络人员热烈地谈到“人民的资本主义”，他们这话实在不无道理——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所列的各种股票是属于大约二千万美国人的。

当时的社会预言家们把这看作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幸事。有些人，例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也认为利润的分配应予改变，但是实际上也不否认经济上的富足只会是好事。伦尼·布鲁斯在1963年不过是一个走在法律放宽之前一步的猥亵的滑稽演员；拉尔夫·纳德当时不过是哈特福特大学一个无籍籍名的历史和政治学讲师。新左派认为美国所受威胁并非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而是来自工业技术和美国一切机构的过于庞大——认为美国各大公司和华盛顿官僚机构的无比庞大纯粹是一种肥胖症——这种看法当时还未成熟。自由主义派仍然极其相信政府机构越大越好。

詹姆斯·赖斯顿196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最火的新闻是变革。”这一点再没有任何地方比流动性日剧的美国社会更明显的了。由于南部黑人普遍相信在北部城市中有更好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同时由于技术上的革新，自四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国内大移民在战后年代中仍然继续着。美国农业在1963年所生产的食物比1940年多百分之六十，而全国农业劳动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却从两干万小时减至九百万小时。因此，住在城市和城市近郊区的美国人到1963年时已达到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农业集团”已不再在议员们的心中引起恐惧。“农业福利促进社”已丧失其政治力量。

甚至推动变革的载运工具也在变化之中。铁道车站正在成为美国都市中最冷清的地方；每有一个旅客坐一英里火车，就有三个旅客坐一英里飞机。（到1973年，这一比率将为一比十三。）短途交通百分之九十依靠汽车；1963年，汽车总里程几达八千亿英里。美国商业部估计现在美国有一万七千处废车场，而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不停，少叉，高速州际公路系统的完成，美国交通大拥挤现象已开始向各州蔓延了。

在破旧的火车站对过，那些盖着旧式复折屋顶的城市旅馆里，灯光越来越少了。自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这些旅馆已有四千家关门。不经过那里的旅客，都住到从战前破旧的“旅游客栈”演变成的汽车旅馆里去，那里的豪华的平房里，旅客们也能得到各种传统服务和一些新的服务项目。黑白电视已几乎成为一切汽车旅馆的标准设备（彩色电视当时还是一种新奇玩艺儿）。这时美国已有五千六百四十万台电视机。这一情况，加上1960年人口普查人员发现的全国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八点五的人没有收音机的事实，说明美国已拥有一个规模空前的通讯系统，可以随时报道一切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新闻。11月22日中午刚过不久，一切消息的来源集中在达拉斯的派克兰纪念医院里占用着两台电话的两个通讯社记者。而当年冬季芝加哥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在达拉斯时间下午1点钟，即枪击事件发生后半小时，美国成年人中已有百分之六十八——超过七千五百万人——知道了这件事。到那天晚上，知道的人已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即使那些没有电视机或收音机的人，也很容易在别人家听到了。

1963年9月2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它的“晚上新闻”节目增加到每次三十分钟，全国广播公司于9月9日也跟着那样办了，这对越南战争将会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为了填满额外增加的时间，它们后来放映有美国兵割越共耳朵的镜头的影片。在1963年11月，这种情况还没发生。那时，西贡甚至连一个电视评论员都还没有。那一年美国人在越南被杀死的仅有十七人，受伤的二百十八人。1963年11月的第三周来自西贡的最使人感兴趣的消息，是一篇关于考尔特军火公司新产品M16型步枪的报道。这枪比M14型更小和更轻一些。一个军方发言人说，这就是反共部队所以能在游击战中如此毫不费劲地歼灭越共的原因之一。

由美国新闻署在外国迸行的民意测验表明，1963年美国的威望是很高的。另外两则来自国外的消息，一则来自加丹加，它即将结束对刚果的两年脱离状态，一则是对英国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党新政府的一篇评论。这个新政府是不稳定的；丹宁勋爵关于普罗富莫丑闻的报告使英国人大吃一惊，这件丑闻的明星人物是那一年英国最著名的妓女克里斯丁·基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