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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绑到木桩上烧死。”

斯坦利过了好一会才意识到自己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死亡率一直在可控范围内。”

“但仍然有人丢掉了小命，你会把这称作什么？”

“合理风险。”

“说真的，你应该去主持深夜电台宗教节目，兜售你模棱两可的原则和道德标准。”

“我的实验室开发的是疫苗，不是武器。”

“而‘剃刀’实验组原本的研究目标是治疗多发硬化症，你以为我很高兴看见它被变成，”杰森打了个手势，顶替没说出来的词语，“加斯帕，没有什么不能被变成武器，人们在自我毁灭方面有着令人惊讶的热情。”

“他们至少有权知道自己在对付的是什么，MSF还在用治疗芥子气的方式处理伤口，还不如直接给伤者头上来一枪，让他们死得干脆些。”

“IG不能卷入这件事。”

“IG制造了这件事，见鬼，我们杀了这些人。”

“杀了他们的是战争。回家去，加斯帕，喝杯威士忌，两杯，这会让你好受些。忘掉蒙巴萨和阿勒颇，说真的，本来就没有人关心这两个灰尘扑扑的角落。”

——

“然后我说，我辞职。连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这个念头突如其来，也许从莱肯斯顿的木屋回来时它就已经潜伏在哪里了，等着合适的时候跳出来。杰森坐在那里瞪着我，好像我往他脸上泼了杯冰水似的。于是我再说了一遍，‘我辞职’。离开办公室，下楼找我的车。”斯坦利揉着手背上一个被瘀血环绕的针孔，“我就是这么离开IntelGenes的，吉布森小姐，就像顺着一道长长的、滑溜溜的楼梯往下滚，放弃了‘光子’实验组，股权，专利，熬过整整两个月乱七八糟的财政和法律噩梦。IG豢养的律师们连一根回形针都没让我带走。”

“除了那个闪存盘，他们不知道它的存在，当时还不知道。”

“我搭火车去康沃尔，租了一间旧船屋，就是那种方便夏天来海钓的游客落脚的，工具棚里有个柴油发电机和野营用的简易炉子；离最近的公路六十英里远，去火车站需要步行半个小时，穿过货真价实的荒野，草丛里一闪而过的蛇尾，一条泥浆比水多的小溪，苔藓上的鹿蹄印。”

“不起雾的天气里，你能从厨房窗户看见夜班火车在远处开过。”

“沙滩倒是很近，石滩，准确来说，可以推想这地方冬天时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石头坟场。我每天都在那里散步，三小时，四小时，思考一切，什么也不思考。闪存盘放在一个铝制名片盒里，随身带着。我考虑过复制几份寄出去，匿名邮包，选三四个报社，但始终没有这么做。一部分原因是，如果‘剃刀’实验室要被踢下地狱，我也会被拖下去；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只有这一颗子弹，IG却拥有一打卡拉什尼科夫，假如他们决定把‘光子’在东非的——”

“恐怕我们需要把东非从你的证词里去掉，你会被它咬住脚后跟的。”

“你这么觉得吗，吉布森小姐？”

“我不‘觉得’，我‘知道’。检方可能会借此攻击你，但在此之前，别主动把武器放到他们手里。”

“好的。”

“那些数据，你最后是怎么处置的？”

“我打了个电话。”

——

号码并不难找，就在邮局提供的一本页边起毛的号码簿里，他把这串数字抄在报纸白边上，穿过两条街去找电话亭。

假如有人说这是整个西南沿岸最后一个公共电话亭，斯坦利也会相信的。数字键都被摸得褪色了，“0”凹陷下去，他不得不用拇指指甲使劲把它往下摁。电话亭四壁布满涂鸦，斯坦利听着拨号音，侧过头打量那些粗鄙的即兴画作和用马克笔歪歪扭扭涂在有机玻璃上的哲学问题。

“《新观察者》杂志。”

“下午好，呃，”他把话筒从左耳换到右耳，“我想找丹尼·马瑟尔先生。”

“当然，我替你转接过去。”

又是拨号音。斯坦利的手指轮流敲打着塑料听筒，一辆车在离电话亭不远的地方停下，一个披着羊毛开衫的老太太下来，打开副驾驶座的门，抱出一只小小的约克夏。电话那头传来轻微的咔嗒声。

“这是马瑟尔。”

“丹尼，这是加斯帕，加斯帕·斯坦利，”他收回目光，拨弄着那张写着号码的纸片，“我想和你谈谈‘剃刀’。”

长久的沉默，如果不是背景里不时传来电话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