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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刚才在想什么吗？”

“午餐，我祈祷他们不会再送来盐水煮四季豆。”

律师盯着他看了一会，把笔记本放到一边，翻开文件夹，“你离开波士顿之后不久，媒体开始报道科尔曼博士的失踪案。科恩主编和丹尼·马瑟尔在《新观察者》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整整十六页，事实上——《疫苗与火药：IntelGenes实验室里的骷髅》，前三分之一都在谈论吉姆·佛莱特的官司，‘终审之后，虽然走私控罪并未成立，仅以巨额罚款和两项轻罪告结，但长期关注此事的人们不难明白，佛莱特短暂的、象征性的牢狱之灾表明了这位军火商精心布置的地下网络连根挖出，放火焚烧’，这本杂志很不喜欢佛莱特，这至少是可以确定的。我们需要担心的是最后一个段落。”律师继续翻那些黑白复印件，“科恩和马瑟尔提到了‘IntelGenes创办人之间的微妙敌意’，他形容得相当诗意，听听这句：‘科尔曼和斯坦利旷日持久的、隐藏在桌面下的战争。他们争抢着灰色交易的利润，就像野狗争夺骨头。这也许能解释斯坦利毫无先兆的辞职，胜负已分，科尔曼得到了骨头’。”

“猪崽和他的三流侦探故事。”

“如果陪审团相信这个版本，那就不只是个故事了。理论上来说我们能剔除那些‘被污染’的陪审团候选人，但人们会谈话、猜测和思考，世上的大多数坏事就是由此开始的。”

“我还以为你的工作就是避免这件事发生。”

“我工作的另一部分是探索所有的可能性，”律师把复印件整理好，对齐边缘，“显然，他们还认为你绑架了科尔曼博士。”

斯坦利发出短促的笑声，更像是咳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得到Apophis，为了钱，为了报复，或者三样都要，这是检方的理论。”

“吉布森小姐，”当事人摊开双手，像是刚刚发现起居室窗户一个月内第三次被来路不明的棒球打碎，“我甚至无法绑架一只猫崽。”

“这，”律师说，“就是我们要让所有人相信的。”

“取决于结尾。”

“跟我说说那间船屋。”

斯坦利手上还拿着鉴证处提供的照片，他琢磨了一会那个带字母的编码，把照片翻过去，底面朝上，“旅店把它租给那些希望不受打扰的人，新婚夫妇，航海爱好者，从伦敦来的交易员，濒临崩溃的作家，只付钱、不愿意多说话的摩洛哥人。1978年冬天，有个男人把自己吊死在起居室里。偶尔会听见大人们在厨房里谈论这件事，‘可怜的家伙’，他们说，‘赌债，酒精’。我会看着屋顶，想象他把绳子挂在哪里，你知道的，就像人们站在海边，想象自己淹死一样。”

“现在想来应该把车停得再远一些，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甚至找个斜坡，松开手刹，把它推进海里，但我们谁都没有选修过‘如何逃脱追捕101’这种课程。我们把车丢在十字路口，还觉得自己已经够聪明了。”

“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那座房子。”

屋顶还没有塌，但也差不多了。靠水的那一排窗户积着那么厚的一层灰，看上去几乎是褐色的。杰森在凹陷的沙发底下找到些旧报纸，日期全是1989年以前的。他犯了一个错误，试图拿这些陈旧的印刷品把玻璃擦干净，制造出一场由纸屑和尘埃组成的小型沙尘暴。圆桌上的灰尘犹如未被踏足的积雪，枪躺在上面，仿佛已经在那里等了好几年。斯坦利打开提包，一件件地清点里面的物件，压扁的烟盒，一把硬币，证件，皮面笔记本，打火机。他的手指触到了弹匣，犹豫了一下，把它拿了出来，推回□□里，打开保险栓。他放下空提包，走到窗边，老式木栓几乎刚碰到他的手指就散架了，窗往外滑开，再也关不上。二十米开外，海浪拍打着冷清的沙滩。像狮子的礁石仅仅在崖壁后面露出一个鼻子，一只鬼祟的野猫。杰森把发黄的旧报纸揉成一团，丢到一边。

斯坦利最后一次试图关上玻璃窗，它又滑开了，“我去看看工具棚里有些什么。”

工具棚还在他记忆中的位置，地板被蛀穿了，一棵瘦巴巴的树苗长出来，弯出一个痛苦的角度，挤过墙上的缺口，把枝叶伸进贫瘠的阳光里。一对木桨扔在墙角，旁边是几桶柴油，贴着褪色的标签，两桶用黑色毡头笔写着“发电机”，另外四桶标着“快艇”。架子上有一个木工工具箱，捕鼠夹，一大盒内六角螺钉，蜡烛，车用蓄电池和一捆腐烂的麻绳。他拿走了蜡烛和一桶柴油，回到散发着潮湿霉味的起居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