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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批判陈逸飞的时候，批判陈丹青的时候，也会拉来陈逸飞做陪斗。钱海源在《谈陈丹青现象》的批判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这些年来，我们某些新闻媒体，围绕着改革开放以后一些美术家出国留学、考察或定居的倾向做不同的宣传，实在令人感到难以理解。譬如，有些在西方国家打入不了主流艺术，甚至为生活所迫沦落街头给人画像或到餐馆酒楼给人洗盘子的画家，有些在西方国家的街边小‘画廊’搞很不像样的所谓‘画展’的画家，在他们回国后，却被国内某些新闻媒体吹嘘为是‘在欧美走红的艺术家’、‘其画展轰动欧美画坛’云云。可是，令人费解的是，对于在欧美真正取得了成功的画家，某些新闻媒体却又要对他们妄加贬斥。比如，有人说，‘与陈丹青相比，陈逸飞和丁绍光只能算是三流画家’，说‘陈逸飞和丁绍光在欧美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由于靠市场经济的商业操作的成功’云云。这就令人感到难以理解了。因为其一，既然‘三流画家’们都能在欧美取得成功，这实际上是对中国艺术的抬举，说明中国艺术的整体水平很高；但同时也是对欧美新闻媒体、艺评界和商业界的嘲讽。其二，我相信如若陈逸飞和丁绍光在艺术上毫无实力的话，在欧美是站不住脚的，是走红不起来的。而‘一流画家’陈丹青打入不了欧美主流艺术，在美国走红不起来，这至少表明他没有按自己所说的‘面向市场’的规律去操作，怪谁呢？你指责洋大人们有眼不识陈丹青这尊‘泰山’也没有用，洋大人们才不会去理睬你那套中国古代封建士大夫式的清高呢！”（《文艺报》2000年3月16日）这种手法我们已经见得多了，借陈逸飞打陈丹青，借陈丹青打陈逸飞，这是不怀好意的。陈逸飞、丁绍光、陈丹青都在国际画坛上为中国美术争得巨大的荣誉，陈逸飞不会相信钱海源们说的这些东西，丁绍光、陈丹青也不会相信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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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陈丹青笔下的陈逸飞（4）

有时候这种批判，会在被批判者那里发生另一种效果，就是寻找新的生路。陈丹青亲眼看见陈逸飞他们70年代从围墙中寻找突围，闯出一条新路。

葆元、景山、逸飞、礼庠……他们的创作在上海滩上几次三番遭批判，还要被否决。被谁否决呢？几十年过去，现在这陈年公案可以索性说说穿：面上是当年官家的“左”，内里是美术同行的“嫉”：因名头、年龄大与上海美专的浙江美院有一派，60年代毕业后大抵占据“文革”时期沪上美术机构的好位置，瞧着上海美专才子有声有色蹿起来，心里阴暗而手里有权——这类同行暗算的老把戏，说来不足道，只是葆元、逸飞当年的声名因此很奇怪：既是官方一流“正角”，又是极“左”年代的“落选英雄”，既是“文革”作品的当然作者，又是勤习苦练的技巧主义者；他们的素描习作被拍成照片到处流传，既是“地下”的，又是“公开”的——其时美术圈“习作”成风，大家一天到晚画素描：下笔要肯定，造型要精确，线条要潇洒，总之，迥异于当年形制粗糙的“工农兵”素描，其况味，介于德加、门采尔、柯勒惠支、谢罗夫，隐约间还有北欧的佐伦……70年代真有那么一种“上海式”素描，似乎天然地自外于“文革”的主流与教条，以致我们对外地的素描嗤之以鼻。实在说，当年有谁不曾以炭笔写生，而写生者有谁不曾苦心习染这种“上海素描”风？有如“非典型传染病”，被重点传染者的上海画家不计其数，我所熟识的有吴健、赵渭凉、汪铁、###耀、汤沐黎、夏予冰、韩辛，还有一个我……

陈逸飞们以自己的艺术素质和艺术人格影响了后一辈艺术人才。

这在当时并不容易，陈逸飞们避开围墙，减少正面牺牲，私下里在素描上深下苦功，结果成为基础雄厚的一群，成就了自己，成就了艺术。

而美专才子知已知彼。“文革”晚期陈逸飞一度猛画素描，整开纸，沉甸甸抱出来给人看。其时他的声名已然超过美专老同学，尚且修心养技不懈怠。那天我们从西洋比到中国，此人说到彼人，马路上骑着自行车大谈怎样才是好素描，逸飞忽然说：

“我们所有人其实都学夏葆元。”

是的，我记得那一刻，夏日迟暮，我们在林阴道中边骑边谈，路过普希金铜像那一带。

陈丹青回国执教以来，目睹教育领域尤其是艺术教育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几年间，他做过一些实践，做过很多思考。《退步集》中讨论教育问题的文章就占了较大比重。

陈丹青涉及的一个问题是，今天的艺术教育，规模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