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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滋味儿。不管怎么说一根绳是我们犯人向往的好地方，那里是我们的休息地。晴天时骑上墙头晒太阳，大风天在墙根儿避风寒。看着难友们一线排开在一根绳上，不由让人想起那句“一根绳上拴的蚂蚱”这句俗语。想想这成语与我们的实际状况还真相符呢。一根绳除了让我们休息避风外还有了更重要的用途是看女人，看与我们仅一墙之隔的女劳改犯，她们是一道永远看不够的风景。管教们也是够操蛋的，常以此对我们冷嘲热讽。每当看见犯人眼巴巴向墙那边观望时，就骂道：狗娘养的，小心掉下眼珠子！犯人们则自嘲道，撑死眼珠子饿死吊头子哩。一道石墙就像天上的天河，隔开了牛郎织女。站在石墙下面我也禁不住和别人一样“撑死眼珠子”，观望当中不免又想起冯俐，心想：要是冯俐一直在帽儿山呆好，现在也会出现在那边的女犯人中间啊。那样我就能看见她了，甚至我们可以在“天河”两边对唱《西波涅》。一根绳可以说是我的白日梦。

冯俐，你在哪里？

活着还是死了？

再给我托个梦吧，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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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我乐岭人物志

二

赵仁、董善——

眼前同时跳出两张阴阳脸是因为犯人中流传的一句话，这话是：赵仁不仁，董善不善。一句话就把人们对赵仁、董善的看法表达出来了。但这话不属我乐岭的专利，“产地”究竟在何处众说纷纭，有说是广合农场，有说是团河农场。曾和赵董一起改造过的人都极力证明当时就传开这种说法。可见此话由来已久。想到这两人我不由想起在清水塘时高冲说过的“人实际上应该分为好人阶级和坏人阶级”的话。如果以这种观点来衡量，我们所提到的赵、董二人当属坏人阶级无疑，不管他俩认不认可，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为自己归了位。这里就不得不让人深思：作为一个人，好与坏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由来？先天的？后天的？还是先天后天两相纠缠的？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从根本上说是尚仁向善的。赵仁董善的名字便可证明这一点，而到后来出现尚仁不仁向善不善的情状大概也是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吧。

赵仁四十出头年纪，山东黄县人，县剧团的专业作曲。据说他打成右派的原因也有些特殊，是民愤所致，确切地说是剧团全体女演员将他送进右派分子的行列。他的专职工作是为剧目谱曲，他熟悉每一个演员的音乐天赋，特别是掌握每一个女演员的音域。在一个新剧目排练之前，他便向自己看好的女演员暗送秋波。回应自是不一样的。知晓他伎俩或尚不愿放弃演出机会的人只好违心听他摆布，而那些不肯就范的就有霉倒了。设计唱腔时他在这女演员音域的上限高出半个音阶，试唱时一唱就唱破了嗓子。即使硬顶着唱下来，到真正演出时心里也十分紧张，演技得不到正常的发挥。稍不留神唱破了嗓子就一下子砸了锅。女演员把他恨得要死，不断到团长那里去告他的状。团长是个不懂业务的工农干部，怕得罪了赵仁，赵仁一“拿把”便演不成戏，只好两方面虚与周旋。后来就开始了反右。活该赵仁倒霉的是，这时剧团分配来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作曲不再是赵仁的一统天下。于是长久压在团长心头的那团怨气便膨胀起来，想起那句有关报仇的古语曰：不是不报，是时机未到。现在时机到了。反正剧团要有人当右派，他就把这个名额给了赵仁。赵仁打右派令那些遭他作践的女演员们人心大快，这足以证明赵仁打右派很有群众基础。《人民日报》的那篇《工人说话了》的社论在这里可以改造为《女演员说话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正好应在了赵仁身上。

遗憾的是在整个运动中赵仁的情况仅仅是一个特例，况且让他这样的人也划为右派让许多当了右派的人都觉得面上无光。

董善，也是四十岁左右年纪，看模样倒挺憨厚，下嘴唇厚于上嘴唇，就是人们所说的地包天。他原是北京某区委宣传部的干事，除了整材料写通讯报道外，还鼓捣点文艺作品，小说、诗歌、戏曲，什么都来，也时常发表，在区里小有名气。部里的一位副部长也迷恋文艺，时不时也小打小闹写点，共同的爱好将两个本来地位悬殊的人拉近了，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切磋。整风开始后，有天副部长对董善说市区不设文联，对繁荣文学创作不利。现在许多单位成立了文学社，咱们是不是可以挑头搞起来一个，将广大文学爱好者团结在周围。董善立刻表示赞同，并说这事宜早不宜迟，应该马上动手搞。副部长就让他先在作者中摸底。因为形势很快就发生逆转，开始打右派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