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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大姐出嫁了，两个妹妹都还小，她们都需要我。我明天就去辞职。”

刘御1920年出生在山东临沂，3岁时随父母回到了老家山东邹平。父亲是“秀才”，曾在邹平城关镇任过三年镇长。他为人正直、廉洁，大公无私，热心助人，当有人送礼物时，他则拒之门外。她的母亲识字，明事理，做得一手好针线活。父母共育有四个女儿。他们并无封建思想，越生女儿越高兴，还为大女儿取名尚德，三女儿取名“兴子”，四女儿取名“担子”，说生女儿也要有天命担当。他们反对给女孩缠足，并把四个女儿全都送进学堂。父母对孩子管教特别严格，要求孩子尊重长辈，遇有不公平的事，敢于挺身相助。正当刘御在济南市读初二时，父亲突然病了，刘御被迫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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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御原是乡村卫生院护士（2）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刘御与卫生院同事依依惜别了，她知道，这一别还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她的心里酸酸的。好在卫生院的条件比较好，任教医师都是很有名的专家教授，为刘御打下了极好的学医的基础。凭借这个本事，在当地谋个职业不成问题。

卫生院转移不久，刘御的父亲病情加重，去世了。刘御留在家里陪母亲，照料两个妹妹。然而，很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邹平城。刘御在家呆不住了，她主动约同学田荣轩，参加了邹平抗敌动员委员会。文气瘦弱的刘御走进城关和乡村，宣传“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由于她工作积极踏实，地下党刘迈群秘密介绍她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

虽然参加了“民先”，却不能像游击队那样面对面打鬼子，刘御心里很着急。

1938年的八月十五日快到了，刘御帮着母亲做了一整天的家务，她显得特别温柔，对母亲说，“妈，有件事要跟您商量一下，人家安排我去学习……”

“上哪儿啊？”未等女儿说完，母亲凝视着家中最能干的女儿。

“我也不清楚，反正让我去学习。”刘御眼神躲闪着母亲。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去吧，闺女你做什么我都支持。”

这天晚上，刘御和田荣轩俩人悄悄换上男装，在地下党的指引下，找游击队去了。她们找到了廖容标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三支队，并且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工作。到部队后不久，刘御和田荣轩听说有个抗日军政干校，她们就找到政治部主任，要求去学习。她们的要求得到了答复，而且，三支队专门派人送她们前往沂水县的抗日军政干校。

到沂水要路过一个集镇垛庄。这天正是集市，刘氏家族是人们谈论的热点。原来，刘家正在发生一件大事。抗日军政干校的三大队就住在刘家的“八卦宅”里，他们住了一段时间后，决定要彻底拆掉刘家的房屋。因为这些懂军事的学生娃说，刘家的房屋虽然被国民党的大炮轰过，也被日本人烧过两次，但墙围仍然厚而牢固，万一日本鬼子再次把刘家当了据点，八路军攻打起来很艰难，那就牺牲大了。所以，这批学生娃和刘家几兄弟商谈后，终于取得他们的同意，把房子拆了。

这些话在刘御耳边只是一阵风刮过去了。她没想过，刘家的兴衰与她到抗日军政干校有什么关联，她只知道，如果日本人不到中国，卫生院就不会搬迁到重庆去，她就还在卫生院当护士，每月拿着17块大洋，孝敬父母，说不定再过几年自己就荣升医生了，那时薪水就翻了一番。她想不通日本鬼子为什么非得跑到中国来，所以她得到干校学军事知识，把日本鬼子打跑。

这一天，两个女生背着背包足足走了90里路，脚上都磨起了水泡，到了晚上，双腿疼得都抬不起来了，她们初次感到行军的艰难。

教会学校女生刘峰宜义办抗日小学（1）

沂蒙山境内的沂水县。1922年刘峰宜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七七事变”这年，沂水县教会学校的校长张华福48岁，办教育是他一生的追求。然而，现在他什么也不能做了，日本人进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学生还能上课吗？悲愤和绝望之情紧紧包裹着这位中年知识分子。他走上讲台，给学生们讲最后一课，他说：“我本想等你们初三毕业拿到文凭，将来在社会上能谋份职业，可是你们没法再继续上课了。同学们，先回家去吧，你们要好自为之。”

校长流了泪，女学生刘峰宜也流了泪。她把这一天的重大变故写进日记本里。从上初中开始，她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只是三年来，从未像这一年发生的事情那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