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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中国局势,刚刚结束民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内战之后,张学良的“奉系”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内部,仅次于宁系(蒋介石)的军政势力,于是造成粤系极大的不满与反弹。因此在一九三一年,国民党高层派系,为了是否应该制定约法、实施训政的问题,再度爆发水火不容的政争。这次政争激烈的程度也是前所未见的,蒋介石竟然采取软禁党国元老胡汉民的强硬手段,因而激起国民党中的粤、桂系统,正式的叛离南京国民政府,而在广州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并且开除南京国民政府所有领导人的党籍。他们特别愤恨张学良的迅速兴起,因此广州的国民政府,进一步的准备联络其它割据的军政势力,再度发动讨伐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战。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竟然到日本进行活动,要求日本政府以军力,支持广州政府讨伐南京国民政府。这种做法,虽然当时没有被日本政府接,但是给与日本政府相当大的鼓舞,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陷在分裂与亡国的边缘了。
在面临这种内战不息,与内斗不断的情形下,南京的国民政府可以说是分身乏术,只能疲于应付各方的挑战,而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实际上只是地方型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单独面对国际强权的侵略。在这种的危机之下,经过紧急的商讨对策,南京政府只有决定不对日宣战,而采取一面进行对日的交涉,一面诉之国联,要求国联能主持国际正义。同时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之下,南京国民政府也立刻释放胡汉民,并且要求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会商团结之道,以组成新的政府来共赴国难。
国民政府决定不对日宣战,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中国,无论就军力与总体国力而言,中国根本就不是日本的对手。别说正规的战场作战是必败无疑,就是长期的游击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中国一旦正式的对日宣战,结果必然是战败亡国。何况当时的日本政府也和关东军存有立场的分歧,日本政府希望能够以外交方式与中国政府洽商解决之道,然后可以压制关东军的行动。因此中国与日本原是准备进行交涉,以化解九一八事变的危机。
但是无论在中国或是日本,都有不少军政领袖,认为九一八事变只是关东军的强出头的争功表现,而不是政府主导的侵略政策,因此只要中国能够在交涉的过程中,多让些利益给日本人,日本政府最终会压制关东军,不至于就此直接占领中国东北。
但是这种想法,很快地就被强大的政治压力所否决了。国内民意强烈的激荡,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的侵略,作出任何的妥协与让步,因此”不撤兵、不交涉“成为中国舆论与政界的主流意见,迫使国民政府不敢进行中日之间的直接交涉。而日本方面,关东军行动的空前胜利,已逐渐赢得军部、民意甚至日皇的支持,所以日政府也无法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而放弃已经占领中国东北的利益。
当时的东北军之所以采取不抵抗策略,除了是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整体国策指示之外,也有着实质生死利害的考虑,因为东北军主力在华北,负责处理中原大战之后的善后工作,当时口服心不服的晋军阎锡山部、山东的韩复渠部都与日本有联系,而剩下的西北军又与东北军有过惨烈战斗的私仇,因此张学良就算想要紧急调兵出关应战,在中央方面是兵饷都无法支持,同时谁也不敢保证,其它在华北不同派系的部队,会不会乘人之危的攻击东北的后路,这就是张学良不能不顾忌的地方。
张学良原先也一样认为,当时日本最终的目的,只是要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日本政府与军部的指令,何况日本无论如何都要考虑苏联的立场。所以只要部在东北与关东军正式开战,关东军就没有作战的借口,然后经由与日本政府交涉,达成利益的让步,最后关东军还是会退兵的。张学良清楚地知道,目前自己既失东北的根据地,前途已经危机四伏了,假如再把手上的一些部队拼光,那么自己以及东北军系,将会死无葬身之地了。
6。2 外交无法挽回东北失地
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是确立不宣战的方针(其实也无兵可战),在外交上立刻兵分二路出击,财政部长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进行接触,同时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中国的紧急控诉。宋子文与重光葵经过密集谈判之后,已了解日本政府也不赞成关东军的行动,因此决定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