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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曝光的涉案人数已经达到十数位，但此案本身却一直扑朔迷离、阴晴未定。由黄光裕引发的巨大激荡的政商风雷，已经超乎黄光裕自己和许多人的意料。

在2009年这个喧嚣的春天，一部叫《潜伏》的电视连续剧正在热播。而在黄光裕案的背后，究竟还潜伏着多少“黑天鹅”呢？这些“黑天鹅”又是从哪里游弋而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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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黑天鹅”的老巢

如果追寻这只“黑天鹅”的老巢，应该是筑在黄光裕创业期间那片混沌无序的草莽之间。

在秩序和法规尚未健全的地方，无疑类似于一片丛林地带，处于江湖之远的民营企业家，更多秉持的是一种丛林法则。

从地理环境来看，黄光裕出身的潮汕地区，生存条件十分艰苦，这方水土养活不了这方人，大家只能另寻生存的非常之法，或者冒着极大的风险偷渡香港或远走南洋。查阅此地的相关历史，潮汕这块荒蛮偏避之地，在古代有过叛军和流放之徒，在近代闹过海盗和革命军，在现代更盛行走私、投机倒把的行为及一些群体性事件。这些人与事，都在挑战着当时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规则。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原罪自然肆意生长。

黄光裕出生在贫困的家庭。他的父亲曾一度受到别人的欺负和歧视，黄光裕的妹妹因交不上学费而不能及时领到课本，黄家请人吃饭常常临时借米赊菜……极度的贫困不是让人萎顿绝望，就是让人偏激不安。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正规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念好书考上大学、二是去当兵，但对黄光裕这样的穷小子来说，显然是此路不通。剩下的便只有偷渡、走私、投机倒把等充斥着原罪的旁门左道。贫困是一条恶犬，很容易将走投无路的狂妄少年赶上不归之途。

在贫困与不安中长大的黄光裕，却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一个激荡多变的大时代。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新秩序的构建还遥遥无期，旧秩序却仍如沉重的枷锁牢牢地套在人们的脖颈上，大家在这片混沌无序的地带上，盲撞地寻找着生命的突破口。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前赴后继地撞倒法律或政策的樊篱。

韩国学者朴玉洙在《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一书中说，“我们没有指望的，就像梨树只能结梨，苹果树只能结苹果一样，因为我们是罪树，再怎么努力也会犯罪。”

对于几代人都信奉天主教的黄氏家族，原罪问题是一出生就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信仰问题。“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圣经？诗篇》51：5）。黄家四兄妹所接受的受洗这种宗教仪式，其本质就是对这种原罪的认服。在时代的风浪中，黄光裕如脆弱又韧性的芦苇，起伏跌荡中，人性的善与罪共存不悖并交替闪现。他勤奋、坚韧、大胆、聪明、慷慨、温和的一面，与贪婪、冒进、吝啬、无情、蒙昧、侥幸的一面不停地在他的人生中交替上演，使他成为人格严重异化的两面体。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对处于“丛林法则”状态的民营企业家有过生动的刻画：“在民营江湖时代，民营企业仿佛为匪为盗、或者像游侠，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旧体制内长期被限制，一旦突然离开以后，实际上有一种特别轻松和自由的快乐。在民营企业初期，虽然背负原罪的重压，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折腾呢？一个是逃出原有的体制能获得一种自由感，可以满足人的征服欲望；同时也有一种成就感，因为在江湖当中，我们都具有一种英雄气，容易滋生英雄的审美，也获得自己成为英雄的满足感；再者，企业（公司）在江湖中也能获得一种相当于行帮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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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罪的丛林越走越远

同样处于“丛林法则”时代，但有的人很早就警醒、开始抽身而出，有的人却一直沉溺其间、难以自拔——

大概在1996年前后，冯仑意识到，“原罪”引发的财务危机就是高负债、高暴利、高风险，结果只能是“以老板为市场，以银行为客户，以笼络为管理，以调账为经营”，所以民营企业成功概率很小。而“我们和很多企业没赌死，就是因为中间认输，退出不赌了。”

而中国企业家的典范柳传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曾深受“原罪”的折磨。1989　年，因为被查出有逃避税收的行为，被罚款30万元；1990年，因为用散件组装的方式进口微机以逃避整机税，差点面临牢狱之灾，最后以罚款200万元结案。

柳传志之所以能走出“丛林”，不能不归结为他深刻的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