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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产：CIA的历史》（Legacy　of　Ashes）8月7日开始公开发售。美国中央情报局于一天前发表了一篇声明，对此书提出严厉批评。声明说韦纳的书“给中情局的过去描绘了一幅过于黑暗的画面。他依仗断章取义的引语、一概而论的断语和对负面信息的沉迷，忽略、最小化或歪曲了中情局的成就。书中有各种大大小小的错误。蒂姆？韦纳能广泛获取各种资料，本有机会为一个复杂、重要的主题写出一部公允的历史。但他没有做到。他的偏见压倒了他的学识。人们从《废墟般的遗产》中读不到CIA真正的历史。”

美国媒体认为中情局此举反而有助于这本书的销售。对于中情局的声明，该书的出版方道布尔迪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说：“那些顶尖的长期负责报道CIA的记者和研究CIA的历史学家都给予了本书好评。这是一部权威的CIA历史。”

关于CIA的书有一个特点：“通常在考古时，你挖得越往前，情况变得越晦暗不明。比如我们对公元前500年的希腊的了解要多过公元前900年的希腊。但对于历史的一个特殊的分支中情局的研究，这个顺序刚好是相反的。因为最机密的文件要几十年之后才会解密，我们对中情局在1950年的行动的了解要多过对它1995年的行动的了解。因而虽然韦纳的书声称一直写到了今天的CIA，但它对肯尼迪时期的记述要强过对克林顿时期的记述。”

韦纳为《纽约时报》报道了20多年的情报问题，获得过普利策奖。他在书中引用了CIA档案中的5万份文件，采访了300多位中情局过去和现在的职员，包括10位前任局长。他列举了CIA一长串失败，认为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并没有打造出一个一流的情报部门。

60年前，杜鲁门吸取了珍珠港的教训，组建了中央情报局。1953年，中情局向莫斯科派出了首名间谍，但他太不称职了，被他的俄罗斯女佣、实则是克格勃的人给勾引了。当美国人在苏联外交官、科学家和军官中间发展间谍时，苏联情报部门并没闲着，他们采取的行动是派出假装叛变的忠诚的官员提供虚假情报。所以对美国人来说发展苏联间谍不难，难的是要认出渗透进来的人。

韦纳将CIA的失败归咎于一些该部门的高官。一位情报分析员说，该局最著名的局长杜勒斯按照情报报告的厚度而非内容来判断其重要性。50年代的局长维斯纳是个精神病，后来自杀身亡。但CIA的失败是命中注定的，一开始它就被赋予了两个互相冲突的目标。一个是向总统汇报收集到的情报，一个是在境外实施秘密行动。前者是一项长期的、技术性的默默无闻的工作，后者则惊天动地，所以中情局一直更热衷于后者。结果呢？1963年伊拉克复兴党一位领袖自豪地说：“我们是坐在美国人的火车上获得权力的。”火车上也坐着萨达姆。

哲学和流行文化亦敌亦友

因为《星球大战与哲学》、《辛普森与哲学》、《柏拉图和一只鸭嘴兽走进一家酒吧——通过笑话理解哲学》等图书的出版，英国的《现在学哲学》杂志做了一期讨论“大众文化和哲学”的专题，美国的《高等教育纪事评论》也刊发了一篇文章，讨论能否通过影视节目等大众文化有效地普及哲学。

哲学家的著作中即使包含很多或很形象或很风趣的说法，不懂哲学的人还是很难体会其中的妙处。比如，尼采《快乐的科学》第193节“康德的玩笑”：“康德想要做一项证明，即用一种方法使每个人沮丧失望，而每个人事实上并没有错——这是康德的一个秘密的玩笑。他写文章反对有学问的人，而支持一般人的偏见；但他的文章是写给有学问的人而不是给一般人看的。”对比较了解德国观念的人来说，读到这一段可能会觉得尼采对康德的评论很有意思，但普通读者则会茫然。尼采在这里指，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上帝、自由、永生这些东西超出了人类的认识能力，是不可知的。但是到了《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又说，为了确保有道德的普通人最终能得到幸福，必须预设上帝、自由和永生的存在。

对于启蒙哲学家康德的这种出尔反尔，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批评者。海涅在一篇讽刺性的文章中说，康德之所以又请出了上帝，是因为他在破除宗教之后，出去和他的老仆人散步，突然间觉察到这位老人热泪盈眶，于是他动了恻隐之心。鉴于他的老仆人这样的普通人必须得有一个上帝，要不然他们就会郁郁不乐，他为了显示自己不仅是大哲学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就做出了这三大预设，满足普通人的需要。威尔？杜兰特在《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