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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的日子平和而充满温情，所以2001年毕业后他选择了在那里工作。新加坡是一个清洁和友好的城市，“比较适合居住”，但是迅速到来的婚姻使他选择了回到中国，并且他相信，回到国内企业工作“会有更大的事业感和成就感”。

“你应该找一个外企，这样待遇等各方面都会好一些。为什么选择国企？”当他选择了海信之后，他的朋友劝诫他，骂他愚蠢，每次见面都劝他跳槽。

他却有自己的比较：“海信口碑不错，充满活力，它重视人才和技术。我在新加坡学到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一些东西，如果带到海信，应该会有很大发展的空间。”

何云鹏在新加坡的那家公司做工艺设计和质量管理，他曾经帮助公司在ISO9002的评审考核中建立了质量控制流程，并把这种控制模式成功地运用到了项目管理中。

他回到四川老家操办了婚礼之后，就从互联网上给海信发了自己的简历。很快他便收到了海信研发中心副主任刘维东的回信。让他感到惊诧的是，刘在几天后出现在成都，要求面试何云鹏。几乎没进行任何考核，刘便告诉何云鹏说：“海信发展过程中急需像你这样的人才。”

于是，2001年11月23日，一个美丽的星期五下午，何云鹏来到了青岛。在流亭机场下了飞机，一个叫战嘉瑾的小伙子将他接到江西路。从机场到江西路，何云鹏的内心充满了喜悦。青岛给他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整洁而干净。他就喜欢整洁而干净的城市。

然而第二天，他就从青岛飞向上海。陪伴他的依旧是战嘉瑾。

何云鹏抵达上海的时候，那里已经有4名工程师，其中一名就是陪伴他的战嘉瑾。005，人们这样称呼他。过了不久，他们期盼的007终于出现了。

何云鹏缺乏设计电路的经验，这使他感到巨大的压力。他没有告诉别人自己毫无设计经验。“每天埋头学，不懂就问，每天学到晚上11点，”他说，“整整一个月每天都如此。”　2002年1月1日，何云鹏从试用状态转正，开始拿到相对较高的工资，而他在电路设计方面也“入门”了。

为了快速地展示自己的能力，他主动承担了一些重要模块的设计，其中包括战嘉瑾极为重视的“图像缩放”模块。

那是怎样一种研究氛围啊。他们天天想啊，想到了办法就到处找人讨论，到处跟人争吵。他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关键难点上卡了几天，坐出租车的时候想到了办法，就马上给战嘉瑾打电话，电话那头，战嘉瑾兴奋异常，似乎要穿越电话线与他来个拥抱。

那时候他们满脑子都是想着芯片，走路、睡觉都是想着芯片。何云鹏怕自己陷进去不能自拔，就找一个喜欢音乐的同事给自己谈谈音乐，结果却发现自己总是心不在焉，音乐始终没成为谈话的主题，反而主题始终是芯片。

何云鹏颇为自得的是他在科研方面有一种把复杂事物简单化的能力，他声称自己能够一眼把事物看透，看到本质。所以，每次遇到难点的时候，他总是拖一下、琢磨琢磨，实在想不到办法了，就换个思路。

办法总会想到的。正是在这种不断找到解决办法的过程中，他赢得了包括战嘉瑾在内的研发小组成员的尊敬；也正是在这种不断找到解决办法的过程中，他赢得了权力，最终作为战嘉瑾的副手而成为项目小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内部的称呼叫“副部长”。

何云鹏成为副部长的时候，正是整个项目组最困难的时候。那是“信芯”开发过程中最大的旋涡，它几乎导致整个项目组的崩塌。

那是在2003年8月至9月期间，当他们把经过软件仿真后的设计代码用于实际的电路验证时，发现理论上设计得好好的东西放到验证板上，出来后就全都乱了。反复修改多次都是这样。

整整两个月，“信芯”毫无进展，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青岛急了。

战嘉瑾也急了。

他们已经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想遍了，却始终找不到原因。“我们的情绪非常低落，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他说，“那时候大家几乎崩溃，心里都想到了散伙。”

散伙。

项目组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信芯”，如果信芯开发不出来，项目组做了3年时间，重新回到了零，全部的心血化为乌有，全部的希望变成了绝望，那么，只有散伙才是最好的归宿了。

如果形容得刻薄一点，青岛和上海都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牢骚、抱怨、绝望、斥责……种种失败前夕的情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