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搓着黄色的泥团,聚精会神地制作着自己喜欢的作品,汗渍和灰尘将红扑扑的小脸蛋脏得有些滑稽又可爱,黑亮的眼珠里转动着叫人不禁要驻足的认真。
我站在一旁,打量起他们泥捏作品:男孩的小车,女孩的项链,有模有样的,做得还不是十分的粗糙,我不由得举起了相机,将两个无名的小艺人和他们的作品一起收入镜头。
男孩见我欣赏他的手艺,有些得意地告诉我:“妹妹的项链也是我帮着做的,她揉的珠子不圆。”
“串项链的麻绳是我找的,我还帮你和泥了呢。”女孩丝毫不肯让自己的功劳被埋没。
“你俩手都挺巧的,也都挺能干的。”对两人的认真,我送上了由衷的夸奖。
“叔叔,你吃过汉堡包吗?”小男孩突然抛给我了一个问题。
“当然吃过了,你问这个干什么?”我有些好奇。
“我只听说过汉堡包很好吃,可是没见过,你告诉我汉堡包是什么样子的,我想给妹妹做一个漂亮的汉堡包。”男孩凑到我的跟前。
“你想用它做汉堡包?”我指了指他们手里揉搓松软的泥团。
男孩点头:“明天是妹妹的生日,我想送她一个汉堡包礼物。”
哦,原来是这样。刹那间,我的心被柔柔地弹了一下,我赶紧拢住纷扬的思绪,连讲带比划地向两个求教的孩子描摹汉堡包的形象。两个孩子很聪明,很快便在脑海里勾勒出汉堡包的样子,加上我在旁边的细心指点,不大一会儿,男孩便用泥巴、树叶、玉米秸做出了一个挺像那么一回事儿的汉堡包。女孩捧着它,仿佛捧着一个正芳香四溢的汉堡包,两人一起咧嘴甜甜地笑了,满脸的无遮拦的幸福,让我心里暖暖地生痛,我悄悄地背过身去拭去眼里滚动的晶莹。
“我还可以做一个能吃的汉堡包。”男孩灵感突发,飞快地跑回家中,拿来两个馒头、一些小葱和菜叶。我也赶紧从旅行袋里掏出一根火腿肠和一袋果酱,还用水果刀帮他们把“馒头汉堡包”做得更形象一些。
“汉堡包真好吃啊!”女孩大口地吃着,男孩嘴里也不停地赞赏着。
“是的,你们自己做的汉堡包,比城市里卖的那些还要好吃。”从生活在闭塞、清贫中的两个孩子身上,我恍然读懂那个美好的词汇——向往。
我相信他们一定吃上真正的汉堡包的,就像相信苦难终会远走,富足终会在追求和打拼的手上诞生。
最大的清贫,莫过于希望的清贫,最大的富有,莫过于对生活执著的爱。
7.那是真正的富有
那是5年前的岁末,受我所实习的报社领导安排,我跟随民政部门的同志,带着米面油肉和慰问金,分头去给散在城市各个角落的特困户“送温暖”。
一个上午,我们走访了5个特困户,目睹了一个比一个清贫的家境,看到了一张比一张凄苦、无望的面容,听到了一声比一声沉重的叹息,我们同情而无奈,我们知道,我们送去的东西,对于他们那巨大的贫穷,仅仅是杯水车薪。他们的明天会怎样?我不知道,他们似乎也不知道。
下午,天空飘起了很大的雪花。倒了3次车,又穿街走巷地步行了20多分钟,我和民政局的小赵来到了市郊的特困户王淑兰家。她家住的是一间平房,低矮狭小,仅有10平方米左右。小屋内的摆设简单至极,最惹眼的是窗台上那盆开得正盛的菊花,紫色的花瓣透着缕缕暖意。室内最贵重的东西,恐怕要算床头旧木箱上那个12英寸的黑白电视了,但那上面蒙的绣了梅花的布帘干干净净,仿佛刚刚洗过一样;已露出本色的地板上,整齐地摆放着几双自家缝做的棉布拖鞋,虽然用料不过是些细碎的布头,鞋面上却巧妙地拼了好看的图案,精致得像一件件工艺品,让人喜爱。
屋内温度不高,卧病在床的王淑兰,盖着一件撒满了素洁的百合花的小被。见到我们带着东西进来,挣扎着坐起来,不好意思地说:“我都跟街道主任说了,今年我们不用政府救济了,过了这个春节,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起来的。”
“你们是最应该得到政府关心的。”望着干净、利落的小屋里的一切,一股特别的好感涌过心头。我知道,王淑兰的丈夫两年前因患癌症留下数万元外债,扔下她和五岁时大腿肌肉便开始萎缩的女儿,撒手而去了。王淑兰今年春天,又在清扫大街时被一辆货车撞伤了腰,肇事的司机至今没有找到,她辛辛苦苦赚的一点点钱,还不够支付药费呢。
说话间,女儿晓雪抱着一大卷彩纸回来了,她脸蛋冻得红扑扑的,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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