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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陈其凝曾请将田赋照时价输谷；＇18＇都统布兰泰请于直隶、山西边外地亩“改折本色”，以筹边方积储；＇19＇七年，漕运总督顾琮请将两江来岁田赋额征（五百余万两），悉征本色；＇20＇八年，鸿胪寺卿梅瑴成请将漕粮已改折者暂征本色；＇21＇江西巡抚陈宏谋请于捐监无人、难于采买之处，“以谷代银”交纳田赋。＇22＇这些建议虽大部未被采纳，但仍被多次提出，并经过反复“筹量”，显见决非偶然。

为防止谷贱伤农，政府还多次提出敞开收购余粮的政策想法。乾隆二年，陕西暂禁商贩，饬各州县“照依时价采买”；＇23＇三年，令山东、河南，贸易之余，再有余粮，地方官动支库帑，照时价籴买；＇24＇四年，江南为防价贱伤农、商民囤积及贩卖出境，请准“不必拘定数目”，照市价收买存仓（价昂即止）。＇25＇甘肃亦于元年、七年数度“不拘原数广买”余粮存仓储备。＇26＇

为此，清政府还提出鼓励生产，限制种植烟草等作物，禁酒＇27＇，禁止遏籴，禁止囤积，开米禁，免粮税，以及完善粮价呈报制度和建立人口统计制度＇28＇，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到乾隆六年，随着清代第一次全国人口数字的造报，全国常平仓谷的存储数字也同时报送上来。＇29＇

图3　乾隆初年常平仓储数量

如果说雍正间全国实际储量不过一千数百万石，现在它已有了很大的增加，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常平仓储数量达到三千一百七十万石，加上其他各类仓粮数百万石，估计较雍正年间已增加了二千万石。这些数字仅是年终统计，并不能完全表示出一年中倒底有多少粮食出仓入仓（流量），而只表示着一年中仓粮出入所余的净值（存量），就好象我们仅从每年的年终人口统计中，是不可能了解到当年的净出生人口一样。赈粜的数量在乾隆初年更有了成倍的增加，仅以平粜而论，每年循例出陈易新，即须平粜仓粮三分之一以上（北方粜三余七，南方粜五余五）。这些表明，乾隆初短短几年时间之内仓储增加的成就，当已极为可观。如从分省情况来看，直隶乾隆二年七月只储一百四十万石，六年九月已有二百万石左右，与定额所差无几；山西元年正月常平无多，六年八月已储一百五十五万石，超过了以后的定额；广东在六年八月以前两年之中，积储几至三百万石；此外据不完全统计，甘肃、福建、湖北、四川、广西、江苏等省，在这一期间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30＇

除平粜外，这一时期用于赈济的粮食数量也很难统计。据时人说，从前只有重大灾害，才由政府加以赈恤，小灾则由民间互相调济，自己解决，从未有过“每岁赈恤之事”，＇31＇可见这一部分用粮也有显著的增加。特别是乾隆七—八年，发生了严重的灾荒。乾隆七年，灾害主要发生在两江即江苏、安徽的北部诸府，政府动用本色仓米二百四十万石（另动用白银七百六十万两）；＇32＇乾隆八年，灾荒发生在更多省份，据不完全统计，直隶共赈米一百五十余万石，＇33＇江西赈五十五万石。＇34＇这一情况造成了乾隆七、八两年全国仓储额的显著下降（统计数中乾隆八年数与七年数同，显悉照抄）。无疑，在这两年之中，仓粮有着远远超出年终统计升降幅度的大规模支出，它对于政府的增储计划，显然有不利影响。

乾隆初年，对于仓谷平粜，谕令“多减价值”；初定熟年每石照市价减银五分，歉岁减银一钱，令酌量再减。＇35＇平粜时一般定例北方粜三存七，南方粜五留五，原为出陈易新，以防霉变，亦使青黄不接之时，得以接济民间，著荒歉之时，减价多粜，勿拘粜三成例。＇36＇各省出借仓谷，秋后归还，向有每石加息一斗之例，著歉收之年，勿令加息。＇37＇对地方官不敢越额平粜，谕：“平粜仓谷已符额数之言，甚属不经，是岂保赤之心哉！且国家设常平社仓，所为何事？”＇38＇致使乾隆三年，已有今“输纳不益于前，而赈粜几倍于旧”的说法。＇39＇至于赈济饥馑灾伤，乾隆一朝更是“百计区划”，“一赈再赈，以安全之”，＇40＇常常不吝费用，破格蠲赈。如定赈灾日给每口米数，在“正赈”外增设“加赈”诸项，于旧例只赈秋灾外，增赈夏灾，谕：“如果应行赈济，即于常例之外，多用帑金，朕亦无所吝惜”。＇41＇州县散赈，旧例稽其田亩，给与农夫，改为阖属贫民，均行赈济。＇42＇并将前朝经常使用的银赈方式，多改为赈济实物米谷，谕：“此系朕本意”，督抚总以银米兼施为便，“此朕所不解”。＇43＇清代康熙年间，截漕二百四十万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