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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己巳，谕军机大臣等：我朝统一寰宇，凡属内外苗夷，莫不轮诚向化。令将所属苗、猺、黎、獞以及外夷番，仿其形貌衣饰，绘图送军机处，以昭王会之盛。

按照“国家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等，亦可把它置入新的民族国家建设（借用西方史语言）的层面，＇30＇而与加强政府有所区分。

国家如此大规模的兴举各种新的项目，也引起了对财政支出不足的忧虑。

乾隆五年闰六月乙巳，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其凝奏，近见各省题修之工甚多，如西宁之建筑，河海之堤防，此出于万不可缓；其余言挑浚，言修建，若不问缓急，任其开销，势必有亏国帑，请勅谕各省督抚，凡地方官详请工程，必细加勘实，万难稍缓，方准题达。

户部左侍郎梁诗正亦奏，伏见每岁春秋二拨解部银，多则七八百万，少则四五百万。而京中各项支销，合计须一千一二百万，入不敷出。倘有蠲缺停缓，即不足供一岁用度，须酌为裁减。各省官员毋任其增设，工程宜权其缓急。＇31＇

六月丙午，监察御史吴炜提出不同意见：近见度支之臣，有以国用不足为忧者，恐开言利之端。外则直省督抚，于民生利病、地方兴举，必有壅蔽之患。内则部臣，于应行动用帑项奏销之案，必有阻剥刻核之虞。祈始终以宽大为怀，祗期民用之足，无以国用为忧。得旨：但恐外省大吏观望为怀，其弊诚有如吴炜所奏者。朕甚嘉纳之。

因此并未停止各地工程的兴建。乾隆七年三月庚辰，御史丛洞请停修理热河一带行宫，以节帑金而昭圣德。上谕：我朝土木之工甚少，偶有兴作，亦皆不烦编户之差徭，不动司农之经费，断不至于劳民伤财。丛洞身为言官，有见即行陈奏，意亦可嘉。

五月庚辰，谕军机大臣：周学健条奏江南水利一案，朕已降旨依议。朕思从前许容任苏州巡抚时，曾言每年若费银二三百万两，自然水患可免。若果于地方实在有益，即多费帑金，朕亦不惜。

但于政策也有部分修改，八月辛亥，因广东广州、肇庆围基，向来原系民修，相安无事。后经鄂弥达奏请改为官修，百姓遂以为无与己事，一切委之于官。岁岁多有冲决，百姓愈长刁顽。为筹久远，终非长策，谕令其详审情形，若可仍改民修，即将所见具折陈奏。

乾隆八年二月，前任两江总督宗室德沛奏：淮、扬两属下河田地村落，俱有圩岸，向系民修。民间贫富不一，不能全复其旧，必须官为督率。实有民力不敷者，请依筑官河官堤例，官给一半工价，一体兴作。仍要官府承担一定责任。

乾隆年间，与明清以来的大多数时期不同，清廷一面义无返顾地扩展了政府职能，有力地干预和支持了经济发展事务，所费辄以亿万计，＇32＇那些庞大的规划几乎无一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另一方面，政府挺身而出直接干预社会经济事务，也曾对财政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急切间亦不可能全身而退。

对于十八世纪发生于中国的这一些事件，我们称之为“共时现象”也罢，称之为世界史里的大事——“现代化”也罢，无论西洋传教士，还是朝鲜李朝史料，都未曾提到。这是为什么呢？一时恐怕很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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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宗实录》卷130，乾隆五年十一月壬申。

＇2＇　《高宗实录》卷147，乾隆六年七月丁亥。

＇3＇　《高宗实录》卷172，乾隆七年六月；乾隆二年训州县知事亲行经理，巡历乡村，从贵州的例子可以看出，在这一指示之下，一个省级的官员可能亲自巡视了多少地方。

＇4＇　所谓“小民至愚”、“乡愚无知”，分见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谕，《世宗实录》卷16；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5＇　见道光《遵义府志》卷16。

＇6＇　陈宏谋：“劝种桑树檄”、“倡种桑树檄”，《皇朝经世文编》卷37，见彭泽益书，页203。

＇7＇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04…108。

＇8＇　嘉庆《达州志》卷49，引《论语·尧曰》；《论语》全句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亦可为政府劝农作一注解。

＇9＇　《高宗实录》卷216，乾隆九年五月乙酉；《清史稿》，卷306，《柴潮生传》，中华书局，北京，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