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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娱乐活动，过惯了荣华富贵日子的人根本受不了，表面上悲悲戚戚，心里肯定如煎似熬地掰着手指头算日子。可是，当袁绍在母亲坟前守完三年孝可以回去重新工作的时候，他却突然向朝廷请求把丧假延长三年，要为已故的父亲也守三年。

袁绍的生父并没有死，他最后死于董卓的屠刀，袁绍要为守孝的是他的继父袁成，袁成死得很早，袁绍当时太小或者还没有过继给叔父，总之当年没有正式为继父守过孝。袁绍的举动被理解为更大的孝行，因为这个孝现在并不需要追补。袁绍的孝行受到大家的敬重，于是他又在继父坟前搭起个简易棚开始另一个三年清心寡欲的生活。纵观袁绍的一生，他是有真本事的人，也很会作秀，不过暂时放弃正在高歌猛进的仕途只为博得一个行孝的名声代价似乎太大。守三年孝这个制度在以后朝代里还经常实行，有些正在走官运的人一到父母病情加重立刻提心吊胆，生怕关键时刻不得不离开官场。在明清时代，对于那些实在不能请长假的重要人物，天子可以下诏书要求他不用守孝，这就是“夺情”。像袁绍这样三年还嫌不够要求追加三年的人，在官场上不知道是不是独一份，但肯定是极个别案例。

其实袁绍这一回还真不是作秀，也倒不是他对继父感情有多深，而是有难言之隐。桓帝、灵帝在位期间，先后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所谓“党锢”就是党人被禁锢，遭到*并剥夺政治权力；所谓“党人”，就是像袁家这样的士大夫阶层，是区别于宦官、外戚的另一股政治势力。汉朝末年这三股政治势力恶斗不止，今天你占上风，明天他占上风，袁绍刚入仕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是宦官和外戚占上风，像他们家这样的党人成为打击的对象。袁逢、袁隗官场经验很丰富，虽然没有受到宦官们的直接打击，但他们家社会关系太复杂，跟很多党人都有姻亲关系，尤其是他们的亲戚李膺更是宦官恨得咬牙切齿的人。宦官是政治伦理极差的一族，*党人的手段极其残忍，动不动就株连九族，在这种情况下，袁绍要求延长丧假就好理解了，他是利用人们对丧者家属的同情心来避祸。

世受国恩却广交异端分子

袁绍结束了“在冢庐六年”的守孝生活后回到洛阳，按照制度，他应该到有关部门销假，再回原岗位工作或者由朝廷重新安排工作。袁绍担任的是县长，级别虽不是太高，品秩只有六百石，但责任和地位重要，均由天子直接任命，是朝廷直管的干部，袁绍此时应该到尚书台报到。

但是，据《汉末英雄记》记载，袁绍一回到洛阳就隐居起来，不随便见客，所见的都是“海内知名”，或者是“游侠”。袁绍见名士没有问题，因为他的生父袁逢和叔父袁隗等人不是九卿就是三公，门口净是排队等待接见的人。不过，袁绍经常见“侠士”却很有问题，因为“侠士”在当时可是一群敏感人物。《史记》有游侠列传，司马迁曾满腔热情地歌颂侠士们急人危难、守信重义、最后建立功业的品质，汉初的张良无疑是这类侠士的代表。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从汉武帝起对各类游侠持抑制和打击的态度，从西汉后期到东汉以来，社会上对侠士的评价也越来越差，东汉班固写《汉书》已经不说他们守信重义了，而说他们是“作威作惠”的奸雄，自《汉书》以后再修官史也就不再给游侠单独列传了。

所以《汉末英雄记》说袁绍交接侠士有负面评价的意思，这个高干子弟整天接触社会不安定分子，是一种危险行为。袁绍接触的侠士，王粲一共点了五个人的名字，分别是张邈（字孟绰）、何颙（字伯求）、吴子卿（应该是字子卿，但不知道他的名是什么）、许攸（字子远）、伍孚（字德瑜），王粲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奔走之友”。“奔走”是游侠的特征之一，他们这几个人不是地主家聘请来看家护院的，也不像孟尝君养的门客关键时刻才拿出来用用的，“奔走之友”们跟他们都不同，后来发生的事说明，张邈等人的主要工作是四处“奔走”，并且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奔走”，他们的核心人物就是袁绍。

虽然做事隐秘，但也会引起有关人员的关注，尤其会引起情报系统很发达的宦官的警觉。《汉末英雄记》称，宦官头目张让对手下人说：“袁绍这小子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价，不出来替朝廷工作反倒养死士，不知道这家伙准备做什么？”党人是宦官的死敌，侠士与党人结合，谁都能看出来他们的矛头一定指向了遭受全社会唾弃的宦官们，所以张让紧张了。张让说这些话不是给袁绍或袁绍的父亲、叔父听的，而是说给自己心腹的，但这些话让袁隗知道了，这说明袁家的情报网也不容小视，虽然与宦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