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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高兴，他当即复电表示欢迎；在待遇条件上，提出全包爱因斯坦在中国境内的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一千元”。而当时国内最大牌的教授月薪为四百元左右。

不久在德国的北大教授朱家骅转来了爱因斯坦的回信。这封信由顾孟余翻译过来后有些含糊，爱因斯坦说：“日本约我前往，报酬充裕，……我如果再往北京两星期，便与此相称。”日本开出的报酬很高，希望中国与之一致，这个意思似乎是嫌蔡元培给的条件过低。他还说：“就权利论，你们诚然是先约我的，但是日本人先提出优越的条件（我及妇居住费外，另报酬二千英镑），似乎也有一种优先的权利。”意思是中国先邀请，他理当先来中国，但因日本给出了优厚条件，他可能要先去日本。

在信中，爱因斯坦还表示：“我希望我们两方可以满意的协定办法，并亲眼观看东亚文明的发源地……”

这封回信表明他也很想来中国，但在报酬方面有些意见，希望另订协议。不知是未明爱因斯坦意图，还是出于别的什么考虑，蔡元培对此没有做明确答复。

到了6月下旬，驻德公使馆又转来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中再次表示愿意来中国讲学，并解释了他关心薪酬的原因：“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也就是说，美洲国家的大学开的价都比中国高，如果按北大的条件来，对美洲国家就不好说。

他这回明确了应有的条件：“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

爱因斯坦当时年薪为四万马克，每月三千多马克，且1922年下半年开始，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因此，每月一千美元的薪金，这个要求是相当高的。

蔡元培接信立即和梁启超商量。梁启超大力促成爱因斯坦来华，决定薪金的一半由他的讲学社承担。于是蔡元培向我驻德使馆表示：“条件照办，请代订定。”8月间，我驻德公使来信说，他们已将上述意见通知爱因斯坦，对方明确表示愿“于新年来华”。

现在，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正好路过上海，蔡元培此时发表他即将来北大讲学的通知，人们都认为爱因斯坦“不久可来北京”。可以亲眼目睹这位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大家都兴奋万分。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爱因斯坦，北京大学举办了一系列关于相对论的讲座，有丁西林的《相对论以前的力学》，何育杰的《相对各论》，高鲁的《旧观念之时间及空间》，夏元的《爱因斯坦生平及其学说》，王仁辅的《非欧几里特的几何》，文元模的《相对通论》，张竞生的《相对论与哲学》。这些主讲人都是国内当时第一流的学者。

按照约定，爱因斯坦将于12月中旬来华，然而直到12月30日，爱因斯坦才从日本到达上海；到达上海后的行程叫等待者大大意外：不是北上去北京，而是在上海逗留两天，然后乘船去新加坡，来北大讲学的协议黄了！

这时最郁闷的人莫过于蔡元培。他一直等不到爱因斯坦的消息，就写了一封诚挚的信去催问，并重申了以前谈妥的条件。爱因斯坦的回信更让他摸不着头脑：说上海有一个叫斐司德博士的人，像是受了他蔡元培的全权委托，向爱因斯坦又提出了违背以前约定的要求，因此他不准备来了。如今接到蔡元培的亲笔信，才知道是误会，但他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旅程计划，希望原谅。

事到如今，蔡元培只好遗憾地接受。他对同仁豁达地说，因为爱因斯坦即将来访，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相对论热”，让这一艰深学问为不少人了解，这本身也就是收获了。

为了给望眼欲穿的学生一个交代，他在1923年1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跋爱因斯坦来信》，并附其原信，说明此事非组织不周。　他在跋语中说：第一，爱因斯坦计划于今年年初来访，是通过驻德使馆联系的，所以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第二，信中提到的“斐司德博士”，“是我没有知道的事，读了很觉得诧异”；第三，爱因斯坦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十百倍”，所以我们出了每月一千美元的酬金，没想到最后计划还是落空。

八十多年后，人们重提这件令人遗憾的旧事，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斐司德博士”，估计是日本有人作梗；问题的根本在于爱因斯坦在日本看到中国的状况，产生了退意——当时中国军阀混战，财政困难，北京各校的教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