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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白话文”。

激进的新文化运动需要讨伐的靶子，几员闯将就缠住了林纾。在攻击林纾的人的心里，未必敢对他有多少小视，只是需要借助他的名气“炒作”；而林纾却当了真，为这帮新锐如此偏激无理而震怒不已，连连出手批驳。

他首先发表一篇《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说“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不读《史记》而作《水浒》，能状出尔许神情邪”？1919年3月，他又发表了致北京大学蔡元培的公开信，历数当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大之罪：一是“覆孔孟，铲伦常”，一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也就是批判孔学和提倡白话两件事。其中心论点是：“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

人到老年思想一般会定型，这并不是什么羞耻事，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想法总是随时局变化而变，很可能不是“开放”，而是本身就毫无思想，或是市侩投机。对他维护“纲常”，这应予理解，不能算做罪状。而他对孔孟纲常的维护，也是有理有据，他说：“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崇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五常之语。”这番辩驳，不算“苍白无力”，更不“声嘶力竭”。

白话文提倡者的有力武器是西方思想理论，特别是进化论。在对抗中，林纾从未使用“蛮夷邪说”等守旧语言；相反，他也从西方史实和文化中寻找支持自己立场的依据。他说：“知腊丁不可废，故马班韩柳有其不可废者。”这个意思是：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也未废除他们的“古文”拉丁文，我们为什么要废除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呢？

在核心的“文言还是白话”问题上，我们从他的言论可以看到，他认为传统的文言是今日白话的基础，要想把白话写好，必须有相当的文言素养。这种观点，其实是今天的文学常识，即要从古典汲取营养。

然而那是个激进的时代，那个时代需要的是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要捍动源远流长、经典充栋的古文，就必须矫枉过正——把文言说得一文不值，把白话夸得芬芳如花。因此他认真地发表这些观点之后，却没有人和他做学理探讨。

林纾被彻底激怒，行动也升级。1919年初，他在上海《新申报》上连载小说《荆生》，其中写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　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通哲学，便是影射胡适。这三人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忽然，隔壁一声巨响，一个腿比墙壁还高的伟丈夫荆生斥责三人曰：“汝适何言？……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然后，“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逐个被大肆辱弄一遍，“伟丈夫”荆生轻轻几下就把这三人收拾得屁滚尿流。

平心而论，这是一篇根本不达到林纾实际水平的即兴之作，狂怒下露骨的仇恨和诅咒，反而让自己落在了下风。该文发布后正中新派人物下怀，胡适说：“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

林纾和新文化阵营作战的另一篇小说为《妖梦》，写一名叫郑思康的陕西人（即思念东汉经学家郑玄康成之意），梦见一个大胡子的人邀他游阴曹地府，“并告诉阴曹大有异事”，“凡不逞之徒，生而可恶，死亦不改，仍聚党徒，张其顽焰”。他们来到一城市，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前大书一联云：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

校中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明显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是指胡适。其人进入学堂，看见门头上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此文对“鬼中三杰”咒骂得比《荆生》更粗鲁，说“田桓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秦二世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极尽丑化之能事。文末旋即请出能啖食月亮的“罗跟罗阿修罗王”直扑白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

林纾在小说之首说：“夫吉莫吉于人人皆知伦常，凶莫凶于士大夫甘为禽兽。此《妖梦》之所以作也。”

今天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件当时引起轰动的文化旧事。看得出，林纾的确是被气疯了，笔下文字除了泄愤毫无可观。他竭力维护的是“伦常”，如果像开始一样，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