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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明代全都归口于内阁。

这就给大多数皇帝单纯倚靠内阁票拟，自己可以不怎么关心政事。提供了极大方便。其结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多半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限制。

如果说儒家的“君逸臣劳”要找一种理想模式的话，那么明代内阁票拟便是这种模式。

由于票拟是下达皇帝诏令的正常途径，所以明代内阁限制皇帝滥下手诏、中旨的斗争，更加制度化。

当时一般的做法是：各类文书全归口于内阁票拟，疑难者由皇帝召阁臣一起商议决定。但必要时皇帝也可在禁中主动提出自己关于政事和用人的意见，通过手诏、中旨（或宦官传口谕）下内阁票拟。对于这类手诏等，内阁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绝，全都合法。

历史上绝顶聪明的嘉靖皇帝，经过多年与文臣的斗争　，终于使中旨慢慢合法化，成为皇帝的一种权力。尽管如此，在此之后，应信用内阁、而不应滥发中旨的意见，仍接连不断，没有一个皇帝在原则上加以拒绝。

因为君主拥有至高无上权力。各个君主的性格并不相同，每届内阁成员又各有特点。所以君主与内阁矛盾后，越过内阁，迳发中旨处理政务之事也不少。

但是明代皇帝虽有时下中旨处理政务。似乎由他独断专行，实际上并不合乎惯例、制度。

皇帝自己心理上大概也得承受很大负担，怕成不了“明君”。所以万历皇帝对阁臣的抗议。只得以“不省”了之。反过来也就证明，一般情况下。必得受内阁的限制。

此外，除了内阁之外。还有六科给事中也在制度上直接起着限制皇权的作用。

明初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成为独立机构监察机构。其重要权力之一就是：皇帝所下中旨，内阁未反对，草成敕诏；或内阁票拟，合皇帝心意，批准执行，都得再发至给事中处详审。如以为有害整个统治利益，同样可以封还诏书。

正因为内阁、给事中等各种制度的限制，在明代，表面上废去宰相，君主独断专行更加厉害。实际上发展的结果是，君主行使权力时在制度上受到的限制比过去更大，想要独断专行的困难更多了。

到了崇祯皇帝这里也是如此，尽管他胸怀大志，想要一扫万历、天启二帝的颓废。但是因为没有受过正规的帝王教育，崇祯皇帝的政治手段非常匮乏，根本不是老奸巨猾的阁老大臣的对手。

为了免除制缚，崇祯皇帝只能通过中旨传达自己的意愿。

崇祯皇帝为人暴躁，并且残忍，对待哪怕是保扶他登上皇位的首辅来宗道，也没有留一点儿体面。

像这样性格刻薄，内心敏感多疑的皇帝，是非常不好伺候的。所以哪怕崇祯皇帝下发中旨，一般的阁老、给事中也不敢冒着极大地风险封还。

接到崇祯皇帝的中旨，晋陕总督杨鹤也非常为难。作为一个文官，他对于皇帝肆意践踏规矩也比较反感。但是对于崇祯皇帝的认识，这两年来杨鹤也有些了解。杨鹤本人并不算眼睛里不揉沙子的刚烈之臣，他尽管心中不高兴，也决定奉旨行军，去通州城下看看情况再作打算。

几日以后，等甘肃总兵杨嘉谟带兵赶来，杨鹤就汇合了九边五万精兵，浩浩荡荡的朝着通州城杀来。

通州守将正是后金镶红旗旗主岳托。镶红旗在代善岳托两代旗主的治理下，发展的比较兴盛。仅仅岳托的镶红旗下面，就有三十个牛录，旗丁差不多八千。

这一次跟随岳托出战的旗丁，也只有不到三千人，其中一千人是精锐的披甲人，剩下的一千只是贫穷的跟役。最精锐的八百人，正是威震天下的白甲兵。

白甲兵又叫白摆牙喇军，是满洲八旗最精锐的军队，每一个牛录也只有十几人。

这些白摆牙喇军，每一人都是骁勇善战的勇士。他们能够熟练的使用强弓，射得重箭，每一人都有一手过得去的箭术。还能穿起三层重甲，使用钉头锤、狼牙棒、破甲斧充当攻城陷阵的重步兵。

此外因为辽东塞外的艰苦环境，这些白摆牙喇军人人都会骑马射箭，还能够在马上披甲冲阵。既能充当骑兵，也能充当步兵，能适应大部分艰苦的地形。

哪怕在整个东亚大地，当时的白摆牙喇军都是第一等的精兵。尽管白甲军精锐善战，但是人数却不多，整个满洲八旗的相加，也不过六七千人。

这些白甲军，与明朝的家丁一样，大部分在战争中充当旗主、甲喇章京等满洲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