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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精神人格尊严的践踏和摧残。那是在1960年冬天饥饿的日子里，一次由杜高为小组打饭，恰好有一人没来，多余了两个窝窝头。杜高没有及时送回伙房，他有过吃掉它们的念头，但他又不敢吃。正在这时，管教干部发现了这两个没有退回的窝窝头，对他进行追问，他立即作了口头检查，但管教干部不罢手，又召开小组会，发动劳教犯对他进行批判，再责令他写出书面检查。在那个寒冷和饥饿的1960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杜高便在昏暗的灯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坦白交代自己内心深处的犯罪苗头，批判自己的“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阶级本性，再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批判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杜高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的《检查》共有四页，前三页和小组会批判他的记录都收在李辉编的《一纸苍凉》中，第四页夹在我发现的这本档案里了。

在《一纸苍凉》中还有一些遗落的文稿，也在我收藏的这册档案里找到了。比如杜高写的两篇改造小结，《一纸苍凉》中只收录了小组会对小结的评论意见，没有小结的原件。巧的是这两篇长长的小结也订在我收藏的这册档案里了。

经过了漫长的劳教岁月的磨难，我们看到杜高的身体已受到严重的创伤。档案里保存了1966年农场医院的诊查单和病情报告两份资料。他那时已患有重病。到了1969年，他已经对自己的前途完全绝望了。在《又见昨天》中他曾说“我不再是我”，他已经失去了自我，在精神上已经死亡。

可是在这册档案里，我发现了一份1969年10月2日一位同他关系不错的难友揭发他的“反动言论”的材料，这是最后的一份材料，因为11月4日他就离开农场遣送回原籍了。这位难友这样写道：“杜高对我说：我们过去（解放前）等待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新时代来到了，但是现在我们又要等待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杜高先生看到这份材料后沉吟了许久。他对我说，时间过去了快四十年，当时是怎么说的一点也想不起来了，这位难友写这篇揭发材料的动机，也猜想不出来了。但这是一句知心话，在那样一个严寒的时代氛围里，只能对信得过的朋友才会说的一句真话。也许那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确真闪动着一个朦胧的希望，祈盼着有一天能结束这个苦痛的年代，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许正是这个希望支撑着我们活了过来。

我读完《又见昨天》后很受感动，便在澳洲华人电台连续播送了这本书。许多老年华人联系自己的经历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很多年轻人也纷纷要求重播。我把一盒录音带赠送杜高先生留作纪念。我请他为我写一张字带回澳洲。他笑着对我说，他不是书法家，字写得不好，从没有给人写过字。我一再要求他，只是作为纪念，他才答应了。

2007年2月9日，我回澳洲前去辞别杜高先生，并对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录音访谈，准备在澳洲华人电台播出。和他的亲切会见和深入的交谈，都是我终生难忘的。

最叫我高兴的，是杜高先生把一幅已经装裱好的字送给我作纪念。我展开卷轴，读到了这样一段话：“前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磨难和精神痛苦，必将唤起后代人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现代民主。——有感于丽江先生收藏《杜高档案》的劳改卷册”。

我默默地诵读着，领略着它的深意。

2007年5月于澳洲

（原载《老照片》2007年第五十五辑）

李辉

①抗战时期，从上海等地转移到重庆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人士吴祖光、丁聪、吕恩、张正宇、张光宇、盛家伦、戴浩、高汾、高集等人没有落脚地，回国参加抗战的爱国华侨唐瑜为他们搭了一座竹结构简易房。周恩来指派夏衍经常去关照他们，他本人和郭沫若、徐冰等同志也常去探望他们。黄苗子、郁风自己有房住，也常去和这些“流浪者”吃住在一起。1943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纪念创刊五周年；举办文艺演出晚会。戏剧家欧阳山尊、李丽莲夫妇演出了解放区的著名歌剧《兄妹开荒》——勤劳的妹妹改造好了不爱劳动、有点“二流子”劲的哥哥。由于借住在唐瑜竹制简易房的文化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过着近于流浪式的生活，对“二流子”一词又颇感新鲜而有趣，遂相互对称“二流子”。有一次，郭沫若又去看望他们，也说了句玩笑话：“我看你们这里就叫作‘二流堂’吧。”还随兴题了块匾。这便是“二流堂”的来历。

《一纸苍凉》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