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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内秀，好苗子”。

华盛顿，18街和H街的路口，1818号，一栋13层高、外表并不起眼的灰浅色楼，门口一个玻璃罩着的平台，拥挤地插满了130多个国家花花绿绿的国旗。

华盛顿的秋天并不太寒冷，冬青树的叶子还没有落尽，天蓝得几乎看不到一朵云。我眯着眼睛站在街口打量着眼前这幢办公楼和进进出出匆忙的人流。很多年后，我仍然记得那时忐忑的心情，这是我第一次到一个国际组织中工作，尽管我的身份只是它的一个成员国执董的助理。我隐隐感到，我好象跟它有难解的因缘，我生活中一次次奇妙的际遇似乎都是为了更近地靠拢它。

我在技术助理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将近四年半，先后历经了三任执行董事。我的工作，是协助执董研究世界银行的政策，给国内决策层提出参考意见，发现并发掘世行的可用价值，为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我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为执董起草发言稿。这是一份弹性很大的工作，既可以整天跟在执董的后面，有什么干什么，也可以自己琢磨着去干更多的事情。我知道幸运之神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我当然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多学一点，多做一点。那时侯，中国刚加入国际社会不久，对国际游戏规则和新的经济动态不太了解，世界银行每年都有很多新的贷款政策出台，如果对各种问题研究得深入一些，向国内反馈的多一些、及时一点，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援助和关注；反之，只好等着“天上掉馅饼”了。我记得在这段时间，　世行内部正在酝酿，建立一个为私人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政治风险的担保机制。执董会在83年到85年期间，先后多次讨论，世行管理层也就此起草了各种方案。在中国执董办内，　我是负责跟踪和研究这项工作的，为了更加深入、仔细的研究各种方案对中国的利弊，我不仅认真阅读了所有相关文件，而且还专门查阅了与此有关的历史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给执董起草了分析报告和建议，并由他提交回国内供决策层参考。

1985年9月15日，世行执董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MIGA的决定，MIGA后来正式叫做“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这是世行集团第五个附属机构。中国是最早加入MIGA　的29个国家之一。

初到世行，我还不到30岁，精力充沛，为了多学点东西，我很愿意多做事，因为我的“勤快”，几任执董都非常喜欢我这个小年青。一般来说，执董的助理都是两三年一换，而我则在助理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四年半。。同时，我还利用这段时间，去华盛顿大学读完了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1981年…1985年，这几年是世行与中国的“蜜月期”，双方关系发展迅速，互信不断加强，项目合作内容和领域日渐扩大，世行对中国的贷款从零逐渐增加到一年15亿美元左右。80年代中期，中国引进外资的渠道并不很宽，资金来源主要是世行、日本基金、欧洲一些友好国家的双边援助，加上一些跨国商业投资。在这中间，世行提供给中国的贷款比重非常高，大约占中国引进外资总额的20％――30％，中国从世行的贷款带有很强的改革示范效应。因此，中国政府对世行的重视程度也比较高，世行的行长级官员来华，国家领导人都要亲自接见。在华盛顿世行总部的中国执董办公室，我常常感受到来自国内的热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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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少年：保送·留学·财政部（4）

1987年，我奉调回到了财政部。由于世行与中国业务发展很快，那时的累计贷款已超过100多亿美元，世行处也已升格为世行司。我被提拔到综合处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两年后，又升任副司长。记得当时的王丙乾部长找我谈话时说：“你是财政部建国后最年轻的司级干部。”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一次次地刷新各种“最年轻的”记录。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与世行的合作进入黄金时代，从项目来说，贷款领域从农业、城建，扩大到环保、工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从地区上看，全国大陆各省区除西藏外都有项目投入。

1992年9月，我再次被派到华盛顿，出任世行中国副执行董事。此时，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开始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从1992到1994年间，世行组建全球环保基金（GEF），我有幸做为中国代表参与了谈判的全过程。

经过战后四十多年的发展，世界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性日益突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落后的国家，为了获取近期利益，人们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