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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到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登森林，勾画一系列战后重建的金融蓝图，其中凯恩斯等人提议的成立世界银行的议案被一致通过。

因此，世界银行从一开始就是一项由各国政府主导并投资的特别银行，它的股东均为各国政府。成立之初，它的法定股本将近100亿美元，每个布雷登森林的与会国家都可以用黄金或美元认缴一定股份，其中美国缴纳的股金最多，约32亿美元，拥有35％的投票权数，英国占14％，股份最少的是巴拿马，他只有0·002％，中国占？％。世界银行的贷款对象不分政府和私人，但是如果私人企业请求提供贷款，必须获得政府担保。在这个意义上，世行的贷款对象均具有官方性质。

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银行一直是最活跃、也是影响最大的国际开发机构。它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贷款方面积极尝试、全力推进，成为全球各种金融组织对这些国家开展金融活动的指标性和领导性机构。它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大量放贷，同时还利用它的影响力，帮助解决各种国际争端，它为很多落后国家提供了改善经济的方案和政策指导，同时，它还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者和实践者。1978年，当中国国门开放，谋求国际资本支持的时候，世界银行便成了首选的合作对象之一。

1980年，我学成回国前不久，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并随即开始了与世行的合作关系。财政部为此专门成立了世界银行处，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开展。我到处里报到的时候，已经有5、6位同仁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主持工作的处长叫费立志，是一个快60岁的老同志，他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老式英语，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在处里，我是名副其实的小字辈，其他人都比我大两轮以上。刚开始，我是跑腿的，整天忙着订酒店房间，搞接待和安排日程。因为几乎每个月，都有世行大小官员到中国访问。那时的北京城，只有北京饭店和建国饭店可以接待外宾，订饭店要排队，出租车也不多，那时还没有传真，与世行联络主要靠电报　（telex），记得我接待的第一个世行官员，是负责世行中国处的处长，后来他成为世行负责业务的高级副行长之一，也是我的前任…斯万·山德斯壮姆先生（Sven·Sandst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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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少年：保送·留学·财政部（3）

很快，我就开始接触具体的业务。财政部作为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联络的窗口部门，负责中国各部门与世行的合作，从政策制订、项目选择、直到项目落实和督导的全过程。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世行在中国的第一个农业项目――“华北平原盐碱地改造”，世行贷款2亿美元，在当年这是相当大的国际资本投资项目；1983年之前，每年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不超过20家，投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项目都很罕见。在项目的研讨和落实过程中，经常有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领导亲自接见世行的官员，在外交场合我还兼做翻译，在处理具体业务工作的过程中，我有机会目睹了多个项目规划、并参与了若干项目的论证、评估、谈判和决策的过程。这段经历对以后在世行工作颇有益处。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每年一度的世行年会，于每年秋季举办的年会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聚会之一，各国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最大的商业银行行长全部与会，每次会议人数均超过万人。我记得1981年的年会在美国举办，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墨西哥债务危机，这个拉美国家在过去十年里大量举债，终于到了信用崩溃的边缘，所欠的810亿美元的外债根本无力偿还。而就在会议召开的10月6日那天，电视上突然播出一条重要新闻，强势的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北非和中东立即出现了风声鹤唳的局面。我第一次感受到世界是那么的完整而不可分割。

在这次年会上，我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的气息迎面扑来。只是那时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还是一张新鲜的面孔，年会上也没有太多话题与之有关，但是改变在逐渐中，中国渐渐开始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1981年到2005年的24年间，我参加了24届世行年会――有幸成为这种转变的见证人，当然前后是以不同的身份出席的，我的这种幸运，也成为了世行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记录。

1982年11月，我被委派到华盛顿世行总部，出任中国执行董事的技术助理。后来有人告诉我，给我这个机会的是葛复村司长，他对我评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