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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国家强大起来。民族主义又一次夺走了自由主义的优先权。各种政治运动再度兴起，它们将发动个人并将个人及其文化生活纳入它的轨道。

五四事件已经表明，当学生被组织起来参与政治行动时他们能取得怎样的成就。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对此看得很清楚。于是他开始招募学生，作为他全面改组国民党计划的一部分。政治行动对于性格活跃的陈独秀也颇有吸引力。正当此时，苏俄的榜样和方针以切实可行的形式出现在他们面前。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派和某些主要的国民党领袖人物一样，很快感到已经找到了长期寻觅的行动纲领。

学界求助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科学的理论，而当时中国学界普遍认为西方列强的秘密即在于“科学”二字。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依靠压迫和被压迫阶级之间为了争夺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而进行的阶级斗争，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向前发展。这一观点对青年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们需要有一种理论体系来解释演化的真义、阐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特别受欢迎的是一种乐观的信仰，即认为通过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古有制度，可以消灭阶级斗争和阶级剥削；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是一个在工业化进程上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它的所有问题刚刚萌芽。不仅如此，列宁还为马克思主义补充了共产党这个纪律严明的精英组织将成为革命先锋队的观点，并把殖民帝国主义解释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本来被认为适用于发达工业化社会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至此还只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小题目，而马列主义就更是新生事物了。1917　年苏俄成功夺取政权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救世主形象由此变得更为可信。它似乎为中国提供了一套能够全方位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方法。在理沦层面上，它提供了一套完整、普遍和科学的世界观；这套世界观教人们摈弃西方“科学思想”名义掩盖下的西方帝国主义行为，并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咎于和封建军阀相勾结的金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在政治层面上，列宁主义提供了一种更加严密的新型政党组织方法和一种夺取政权、利用政权发动群众、重建社会的领导艺术。这其实是苏俄在借用西方世界政治技术方面迈出的一步。最后，列宁主义向个人展示了一条自我约束并为爱国主义目的而献身的道路。

马列主义的吸引力本来就与日俱增，而这一理论在中国出现时更是正逢其时，因为这时的爱国热情达到了白热化，正需要一种组织方式来引导。中国在凡尔赛被出卖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是“帝国主义”C　从此，正如列宁所说，民族主义和反帝运动走到了一起。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进而开展政治行动。一向关注中国农民解放问题的教授李大钊曾在《　新青年》　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一文庆贺十月革命；1919　年5　月他负责编辑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北京和上海的研究会开始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分析讨论（曾在北大图书馆做过李大钊助手的湖南学生毛泽东也在1919　年3　月回到长沙后发起了类似的团体）。到1920　年年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已经全身心地接受了马列主义。陈独秀于同年9　月和其他一些人聚会，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当1921　年7　月毛泽东和其他11　位代表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和济南均产生了共产主义小组。

苏俄政府对这一事件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支持。它首先提出放弃所有帝俄时代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的特殊权益，此举赢得了全国上下广泛的亲苏情绪。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　年3　月）来华筹建上海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设立通讯联络处，出版刊物和设立各党小组，并且列席了中共一大。在这个阶段，共产国际的经验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战后在法国半工半读的学生中有不少积极分子来自湖南。他们于1920　年在巴黎建立了自己的中国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南开大学毕业的周恩来成了从法国归来的共产党领导集体中最著名的一位。1921　年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的发展，使学界面临着一场痛苦的抉择，学者或是避开政治埋头学术研究，或是以学术为政治的附庸。当胡适和陈独秀在合作四年后于1920　年初分道扬镰时，他们代表了不同的选择。

作家们也面临着类似的选择。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况相似，书面化的日常语言开始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得到实验性的应用。长短篇小说、随笔、诗歌、戏剧、评论等新式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