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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刍议》最后十分温和、十分谦虚地说:“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这篇论文还刊登在胡适任总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
胡适鉴于笔战的教训,小心谨慎起来,不敢正面提“文学革命”,而改用“文学改良”的称法。但是陈独秀不然。他不仅完全赞同胡适在《刍议》中改良“八不主义”,进而提出革命“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是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这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论文,是跟踪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观点,紧随发表在下一期《新青年》2卷6号上。陈独秀旗帜鲜明地直白——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打出“文学革命”大旗后,“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讨论之余地;必已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语)。退路没有了,必得背水一战!胡适被逼上梁山。他感慨地说:“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完充满(笔战)硝烟,也最有成效的1916年和1917年新春。还有,他和异国女友、中国留学生才女的感情春秋。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荒废自己的博士学业,1916年8月开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至翌年4月底,历时9个月完成,中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当然论文是用英文写的,英文题《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 in Ancient China》,约9万字。
1917年5月22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最后考试。5月27日的日记中追记道——
五月二十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主试者有六人:
Professor John Dewey
Professor D,S,Miller
Professor W,P,Montague
Professor W,T,Bush
Professor Ferderich Hirth
Dr,W,F,Cooley
此次为口试,计时二时半。
吾之“初试”(按:即获得博士候选资格考试)在前年(按:应是1916年)十一月,凡笔试之六时(二日),口试三时。七年留学生活,于此作一结束。故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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绮色佳?纽约,笔战逼上梁山,呼出“文学革命”口号(5)
杜威教授参加了主试,但6位哥大资深教授主试官中,只有汉学教授夏德先生懂汉文(胡适副修夏德汉学“丁龙讲座”,师生关系十分融洽),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中国典籍的深邃,汉学上或许到不了胡适这位博士生论文的水平。但根据美国博士学位制度,博士论文答辩之后,须按主试官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定稿,尚须交100册副本备档,手续齐全后,才可以参加博士衔授予仪式。胡适当年没有时间等着戴博士帽,因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早就相中了这位尚没谋面的“千里马”了。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率直陈之。
陈独秀这封信,是他1916年1月13日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后,立刻代表蔡元培校长写去给胡适的。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是1月1日。信写得如此诚挚、恳切、坦率,既便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这两位“神交颇契”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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