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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就寡居的少妇，立时要做众多成年儿女组成的大家庭的家长；面临的艰难困惑无助于按故夫“ 儿天资聪明，应令他读书”遗嘱教育骨血成材的年轻妈妈。诚如胡适说的，“她的生活自此时起，自是一个长时间的含辛茹苦”。而“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

现在，围绕这位后母便是这么一群小辈：长子嗣稼大她2岁，一个只会伸手要钱而不事生产的废物，而他的媳妇，更“是一个最无能、最不懂事的人”（胡适语），他们的女儿，只不过小胡适1岁而已。二子嗣秬，只小她2岁，清末国学生，候选知县，经商于汉口、上海间，是全家最能干也是非常精明的男人，而他的女人，却“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胡适语）。三子即孪生的嗣秠，已承继给五房作香火。长女大菊大她7岁，早已出嫁。二女从小就送了人家。只有大菊才理解后母的苦衷，回娘家时，像姐妹般劝慰她。自从老爷子这根栋梁一倒，大家庭再也没了统治权威。分房、析产、分炊势在必行了。

冯氏面临最现实的问题，三开间老屋如何容纳三房七八口家人？“诰命三品夫人”的圣旨挂得再高，也无济于事。亏得能干的老二早在1897年，动用故父官囊遗银，建造了一栋三开二进二天井两层的通转楼房（典型的徽派民居），面积有200多平方米。新居落成后即实行分家：厅堂东侧楼上楼下，归二子嗣秬一家使用；厅堂西侧楼上楼下，则归冯氏及四子胡适使用；三子已出嗣，就不再继承房产；长子分得紧邻的老屋，又考虑他没读书过，无业坐吃，将汉口店业也分给了他。里堂东边尚建有集厨房、茅厕、猪栏在一起的大统间平房，特地筑起两副灶台，分归二房、四房（冯氏代表）使用。厨房里有两扇门：一扇通二进厅堂，一扇通向墙外巷道……冯氏为分烟析产累得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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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庄主家政，宽厚加忍耐（2）

老大嗣稼不出丝毫力气，却在分家时最得便宜，但他抽大烟、嗜赌博，已积习难返，钱一到手，就花精光。他家徒四壁，于是就动起大家庭的念头，见了精致的烛台、香炉，偷出去变卖；即使一把锡酒壶，也来个顺手牵羊。早年，胡铁花在世时，痛恨这个败子到极致，擎剑要砍他的头，顺弟急得跪着哀求，“使不得！千万饶了他吧！不然人家以后会说我这个后娘不容……”现在，这个败子在外面以胡家名义屡屡赊烟钱、欠睹款，累积成重债。每到除夕时，债主们拎着灯笼，一个一个上门来，人声鼎沸，灯影绰约，把大厅里的两排椅子，连得门槛上都坐满了。老大早就不知躲藏到哪里去了，当家年轻的后娘无疑成了众矢之的。这景象实在恼人，但冯顺弟很镇定，“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分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胡适）。大年初一降临了，新年纳福，什么都得吉祥平安，这时老大叩后门，溜回来了。后娘从不骂他一句，脸上也不露怒色。在小胡适的眼中，这样的过年总有五六次。

如此宽厚对待这个不争气的长子，而对两个刻薄的儿媳也一样。大媳、二媳常联合与后母闹气，有时还借他们的孩子（小不了胡适几岁）儿嘻争执来发泄，言语尖刻，指桑骂槐。冯氏实在听不下去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胡适）最使她受不了的是二媳那张脸孔——一旦闹气，脸色变得铁青，刀也砍不进去，而且可以坚持十天、半个月不说一句话，昂首阔步，默然无声，凶神恶煞地走进走出。冯氏忍无可忍了，“这才早上不起床，柔声大哭，哭她早丧的丈夫。她从不开罪她的媳妇，也不提开罪的那件事。但是这些眼泪，每次都有神秘莫测的效果。我总听得有位嫂嫂的房门开了，和一个妇人的脚步声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她转来敲我们房门了。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给我母亲，劝她止哭。母亲接了茶碗，受了她不出声的认错。然后家里又太平清静得个把月”（胡适）。

对小辈，她是超绝的仁慈、宽厚、忍让，尽管她与她们的年记不相上下。但对同辈无理闹事，她就冷静自己的身份与地位，用手段、有节制地去应对。“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