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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晚。我相信，他绝不可能听音乐会一直到这么晚。他回来的时候，晚饭早已经摆在桌上了。

“今天的音乐太好了。”福尔摩斯说着就坐了下来，“你记得达尔文对于音乐的见解吗？他认为，远在人类有了说话的能力以前，人类就有了创造音乐和欣赏音乐的能力了。也许这就是咱们所以不可思议地易于受到音乐感染的原故。在咱们心灵的深处，对于世界混沌初期的那些朦胧岁月，还遗留着一些模糊不清的记忆。”

我说：“这种见解似乎过于广泛。”

福尔摩斯说：“一个人如果要想说明大自然，那么，他的想象领域就必须象大自然一样的广阔。怎么回事？你今天和平常不大一样呀。布瑞克斯顿路的案子把你弄得心神不宁了吧。”

我说：“说实在的，这个案子确实使我心神不宁。通过阿富汗那番经历之后，我原应该锻炼得坚强些的。在迈旺德战役中，我也曾亲眼看到自己的伙伴们血肉横飞的情景，但是我并没有感到害怕。”

“这一点我能够理解。这件案子有一些神秘莫测的地方，因而才引起了想象。如果没有想象，恐惧也就不存在了。你看过晚报了吗？”

“没有。”

“晚报把这个案子叙述得相当详尽。但是却没有提到抬尸时，有一个女人的结婚戒指掉在地板上。没有提到这一点倒是更好。”

“为什么？”

“你看看这个广告，”福尔摩斯说，“今天上午，这个案子发生后，我立刻就在各家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

他把报纸递给我，我看了一眼他所指的地方。这是“失物招领栏”的头一则广告。广告内容是：“今晨在布瑞克斯顿路、白鹿酒馆和荷兰树林之间拾得结婚金戒指一枚。失者请于今晚八时至九时向贝克街号乙华生医生处洽领。”

“请你不要见怪，”福尔摩斯说，“广告上用了你的名字。如果用我自己的名字，这些笨蛋侦探中有些人也许就会识破，他们就要从中插手了。”

“这倒没有什么，”我回答说，“不过，假如有人前来领取的话，我可没有戒指呀。”

“哦，有的，”他说着就交给了我一只戒指，“这一个满能对付过去。几乎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那么你预料谁会来领取这项失物呢？”

“唔，就是那个穿棕色外衣的男人，咱们那位穿方头靴子的红脸朋友。如果他自己不来，他也会打发一个同党来的。”

“难道他不会觉得这样做太危险吗？”

“决不会。如果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不错的话——我有种种理由可以自信我没有看错。这个人宁愿冒任何危险，也不愿失去这个戒指。我认为，戒指是在他俯身察看锥伯尸体的时候掉下来的，可是当时他没有察觉。离开这座房子以后，他才发觉他把戒指丢了，于是又急忙回去。但是，这时他发现，由于他自己粗心大意，没有把蜡烛熄掉，警察已经到了屋里。在这种时候，他在这座房了的门口出现，很可能受到嫌疑，因此，他不得不装作酩酊大醉的样子。你无妨设身处地想一想：他把这件事仔细地思索一遍以后，他一定会想到，也可能是他在离开那所房子以后，把戒指掉在路上了。那么怎么办呢？他自然要急忙地在晚报上寻找一番，希望在招领栏中能够有所发现。他看到这个广告后一定会非常高兴，简直要喜出望外哩，怎么还会害怕这是一个圈套呢？在他看来，寻找戒指为什么就一定要和暗杀这件事有关系呢，这是没有道理的。他会来的，他一定要来的。一小时之内你就能够见到他了。”

“他来了以后又怎么办呢？”我问道。

“啊，到时候你让我来对付他。你有什么武器吗？”

“我有一支旧的军用左轮手枪，还有一些子弹。”

“你最好把它擦干净，装上子弹。这家伙准是一个亡命徒。虽然我可以出岂不意地捉住他，但是还是准备一下，以防万一的好。”

我回到卧室，照他的话去做了准备。当我拿着手枪出来的时候，只见餐桌已经收拾干净，福尔摩斯正在摆弄着他心爱的玩意儿——信手拨弄着他的提琴。

我进来时，福尔摩斯说：“案情越来越有眉目了。我发往美国的电报，刚刚得到了回电，证明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急忙问道：“是那样吗？”

“我的提琴换上新弦就更好了，”福尔摩斯说，“你把手枪放在衣袋里。那个家伙进来的时候，你要用平常的语起跟他谈话，别的我来应付。不要大惊小怪，以免打草惊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