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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剧本的主人公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僚洗局长，这是一个贪权、好色、爱财之徒。抗日战争时期，他身为“政府”局长，不仅不忠诚地为国赴难，努力工作，反而利用职权，玩弄良家妇女，道德败坏，灵魂丑恶。他还企图借政府采买一批东西之际，发国难财。和女汉奸徐芳蜜相识之后，又答应为徐提供情报。徐对他说，他们可以通过交换情报，相互去邀功，“这样互助，双方有益。等咱们把钱弄得差不多了，咱们手拉手儿，上瑞士，起码也要上香港，去快活几天”。听了这一番话，洗局长说：“真是能那样啊，我死在你的怀里也要含着笑的！”可见，在他的眼中，只有钱财与女色，什么国家，什么抗战，他是全然不顾的。但在表面上他却要竭力装出一副整日为抗战操劳的模样，时刻也不忘记把“抗战”的口号挂在口头上，他宣称：“我现在心里只有个国，没有家！”他的好友、流氓杨先生为他玩弄女性出谋划策，他内心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杨的主意，表面却故意假装正经，堂而皇之地说：“公事已忙不过来，谁有工夫去操心这些小小的私事呢？”“我的心血都留着用在国事上呢！”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政府内，上至军政头目，下至他们的许多僚属，口头上有时也把“抗战救国”的口号叫得很响，装出一副爱国的正人君子的面孔，实际上，他们或是破坏抗战的内奸，或是营私舞弊的官僚，或是男盗女娼的流氓，由他们组织了“陪都”重庆的所谓政府。老舍笔下的洗局长正是这批角色的一个艺术概括。《残雾》画出了洗局长们的丑恶面目，并且揭露了他们的龌龊的灵魂，它可以引起世人对国民党政府官僚的憎恶。因此，洗局长这一形象的典型性和社会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从内容上说，《残雾》一方面讽刺了国民党政府官僚的营私及堕落，讽刺了他们对待抗战的消极态度；另一方面，作者又将讽刺的矛头，指向某些人的品行或性格弱点，从而在社会道德方面，揭露弊端，否定丑恶，使人们从反面领悟做人的道理。洗局长的形象刻划，当然包含着后一方面的内容，同时在其它人物形象的刻划上，亦有所体现。杨先生及杨太太，无固定职业，专门拉拢象洗局长这类官僚，讨其所好，从中钻营获利。杨先生说：“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衣食金钱是真的！”这就是他的人生观；杨太太说：“你看我，一想到国事，就赶紧想一件私事，教两下里平衡；一个人不能不爱国，也不能太爱国。”奇谈怪论中，包含着她的政治态度与处世哲学。他们的利己主义的丑恶灵魂，流氓无赖的下流行为，以及陈腐不堪的精神状态，都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具有时代内容。就作家所讽刺的这类人的人品道德来说，又不只属于那个时代，他们的处世哲学，至今并未绝种。还有那个洗老太太，也值得一提。这个人物戏不多，然而给人的印象很深刻。在对待生活上，她只希望“安安静静的打几圈小牌”；在对待抗战时局上，她只害怕被日本飞机炸死时，手上没戴金镯子，于此之外的事，她概不关心。这是一个只有身分，没有思想的混世者。作家对这一形象，缺少更深入的开掘，而且形象的时代感较弱，然而就作家所讽刺的人物的性格弱点而言，却有一定的概括性。

《残雾》在艺术上，有两点成功的地方。首先，人物的性格相当鲜明，在写《残雾》之前，老舍没有剧本创作的经验，但他却已写过数量可观的小说，创造人物的技巧，已经相当成熟，这就为他从事戏剧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残雾》中人物性格写得好，这大约是一个重要原因。老舍善于把握人物的独特的个性。洗局长的伪善与阴冷，洗老太太的浅薄与庸俗，杨先生的善于钻营的市侩作风，杨太太的泼赖，不顾脸面，洗太太的懦弱无能，洗仲文的热情正直，以及徐芳蜜的奸诈，淑菱的无聊，刘妈的朴实，都刻划得相当鲜明突出。人物个性的逼真、生动，是《残雾》的一个突出的优点，但是作家在剧中，较少开掘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是一个缺点。这就使剧本中的人物既使人感到鲜明，又使人觉得有些浮浅。其次，是对话的生动、机智。这一成功，同样得力于老舍小说创作的丰富经验。老舍在讲到《残雾》的写作时说：“我的对话写得不坏，人家的穿插结构铺衬得好。我的对话里有些人情世故。可惜这点人情世故是一般的，并未能完全把剧情扣紧；单独的抽出来看真有些好句子；凑到一处，倒反容易破坏了剧情。”（注：《三年写作自述》。）这里，出于自谦，老舍将《残雾》的缺点讲重了，然而对话写得好，却是事实。剧中人物的语言，都十分切合人物的身份、教养和脾气秉性，是真正个性化的语言。女仆刘妈由北方逃难到重庆，她时刻想着沦陷了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