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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政策显然是一种走钢丝的危险行为。一旦失衡，大唐帝国就要堕入深渊。平衡掌握得一时，掌握不了永久。可以想象，钢丝一路走下去，即使在玄宗时代不爆发叛乱，到他的后代手里，也肯定会问题丛生。此举看似高明，实则贻祸子孙。从这个角度来说，玄宗实在不是个足够好的政治家。

到了安禄山有些跋扈不臣的苗头之后，玄宗发现问题已经很严重，他甚至已经没有太好的法子控制安禄山了。人君控制臣下的手段，无非是生杀予夺、富贵贫贱。但是此时玄宗发现问题麻烦了，如果他翻脸，杀了安禄山，那么这个巨大的空缺由谁来顶替呢？所以，节约成本的做法就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不断宠任安禄山，不断给他好的、更好的待遇。

有一次安禄山入朝觐见，唐玄宗下令给他在昭应（高官别墅区）修建一个别墅时说：“材料啊，设施啊，都给我尽量往好的用。这小子眼孔大，别让他笑话了咱。”这哪像一个皇帝说的话，都有点拍安禄山马屁的意思了。

臣子做到这个份上，就是“不臣”了。你让安禄山不产生点歪心思，恐怕都不容易了。可以说，安禄山的野心，很大程度上，是唐玄宗给培养出来的。

有个有趣的故事，大概可以反映玄宗对安禄山的心态。有一次玄宗在皇宫中夜宴安禄山，安禄山大醉之后，呼呼大睡。左右服侍的人很恐惧地发现安禄山化身为一个巨大的黑猪，但他的头则是龙头。大家跑去报告玄宗，玄宗轻松地说：“这叫猪龙，不是真龙。没什么问题的。”

要说玄宗对安禄山完全不猜疑，那也是不可能的。但玄宗的问题是，他确确实实太小看了安禄山的贼心和贼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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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贼心从何时开始（1）

那么，安禄山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贼心的呢？恐怕这个问题，玄宗最想知道。

按照传统士人的看法，安禄山那是杂胡，是异种，野心是天生就有的。这种看法太过简单，不够有说服力，而且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最早提出安禄山要造反的，大概要算张九龄。但他并没有什么根据，按史籍上的说法，他是靠看相看出安禄山会造反，那属于超自然的内容，不能算数。而张九龄的心理，大概就是典型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所导致的。

较早提出安禄山有造反野心的，还有王忠嗣，他是玄宗朝最著名的汉族名将，曾经一度领四个节度使，控地万里，威震军中。天宝六年（747），安禄山提出要在边防线上建筑一个雄武城，并请王忠嗣出军队来协助筑城。王忠嗣提前跑去当地看了看情况，没等见到安禄山就回来了。然后他先后几次上书，力称安禄山必反。王忠嗣是名将，他又亲自去看过筑城之地，大概是能从中看出些蛛丝马迹来的。

另外，《安禄山事迹》中记载过一段故事，也是披露安禄山的野心萌发问题。故事说安禄山每次上朝的时候，经过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久而方进”。龙尾道是大明宫中含元殿前面的阶梯。因为含元殿高耸在高大的台基之上，所以前面列有两条石阶，供上朝官员拾级而上。远望石阶，宛如龙升而垂其尾，极为壮观。而含元殿则是大明宫的中心所在，相当于明清故宫太和殿的地位。含元殿也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的象征，其巍峨雄伟，壮丽华美，自不待言。安禄山在这个地方“南北睥睨”，绝对是一种不臣之心的表现。很可能是当时朝臣们发现了安禄山这个特别的举动，在事后回忆起来，自然就成了安禄山野心萌发的表露证据了，所以判断说“即凶逆之萌，常在心矣”。

这段故事记载时间也恰好在天宝六载（747）。而正是在这一年，安禄山第二次入朝，这次他得到了更加特殊的待遇。

玄宗下令让杨铦、杨锜、贵妃三姊妹皆与禄山叙兄弟。而且安禄山得以出入禁中，并请成为贵妃的干儿子。安禄山在长安城中，和杨贵妃家族的人日夜一起游玩。杨贵妃家族的人此时都富贵无比，正值杨贵妃最为宠幸的时候，所谓鸡犬升天。这种外戚贵族，最擅长的就是骄奢淫逸。他们本身没有太大的才能，也没有什么大的抱负，肆无忌惮地享受，才是他们的人生目标。这是统治阶层中最腐烂的一部分。安禄山跟他们整日厮混在一起，一来让他滋生了对朝廷的轻慢之心，正是在和皇帝、百官、后妃、贵戚这些人的周旋之中，他逐渐地得心应手，占据了上风。所谓知己知彼，在心理上，他已经占据了优势。这就很难不引发他的觊觎之心。二则，此时的大唐帝国正是烈火烹油般的繁华。贵妃家族，乃至公卿官僚们的穷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