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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集团的利益：“我自己做过那么多年的谈判，我感到在谈判当中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掌握着审批权的那部分人，他们往往是反对派。”

我在中国侨联华商会的会长会上，经常与燕京华侨大学的校长华生见面。他甚至把中国经济学的问题都归之于我称之的“围墙”文化，他认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主流，即缺乏标准和规范，缺乏什么是好什么是差的比较和评价。”原因是：“从老一代经济学家开始，大家都有小圈子。”并且，“如果只是搞小圈子，自己关起门来弹冠相庆，不同门派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中国就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主流经济学。”

美国名校、台大与大陆大学的区别

逝世多年的傅斯年先生，学生时代是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教师时代曾做过北大代理校长和台大校长，他对大陆的大学与美国名校、台大的区别曾有过一些偏激却不失一些道理的比较，也可算是一家之言：

“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培养的也是螺丝钉；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人才。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也比较像职业学校或技术学院；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领袖人才。大陆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很像是在开店开公司；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则把自己看得很重，看作是学术殿堂。在美国和台湾，大部分的社会变革和进步都是由学校和民间的知识分子推动；在上海，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幸福，一切事情都只需要等着上海市政府做，知识分子读书只不过是为了赚钱、结婚、传宗接代而已。这也不奇怪，丛林里的猩猩猴子也是这样呢。”

“围墙”所防范的最大敌人，正是独立、自由、公平。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1章　心态开放（8）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认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就是独立和超越：“做事从个人利益考虑，作为普通人是可以的，但作为学者却不能这样。比如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不能只想自己的村子怎么致富，不能说你在北大，就只想着怎么让北大致富。学者要看得更远，超越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媚俗和媚上都不是严肃学者的态度。”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则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个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一个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互为弥补。

这其实也正是我们个人对心态开放、打破围墙的核心追求。

作为一个较早回来的“海归”，我个人认为中、西方的教育之所以区别很大，不在于体制、文化，不在于人口众多等国情，更不在于个体的素质、天赋的差距，关键在于教育体制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心态，并不适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时代变化，进而才有不合适的教育体制，最后导致了一个全方位的恶性循环。

心态开放者面对学生，会用疏导、引导、辅导的方式来使学生成才，因为这是个个性成长、多元成功的社会；心态保守者，则会使用堵、封、灌输的教育方法，这正是计划体制教育的表现。

心态保守者会喜欢建围墙，设“禁区”，使学生孤立在社会之外。因为担心学生遭遇“黄毒”，干脆没有性教育；怕教师和学生价值观出现问题，干脆行政支配专业和教学；怕学生不“长进”，干脆用一元化价值观灌输，甚至要求他们循规蹈矩，上课“认真听讲”，埋头笔记，下课“刻苦钻研”、“消化吸收”，不需要独立思考……

开放就要解放教育围墙中的自己

哈佛大学医学硕士、曾创立e龙公司并任首席执行官、现为爱康国宾集团董事长的张黎刚曾回忆：“我已经离开学校10年了，但是每次做噩梦都是在做考试题。我在哈佛的三年学习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天上课时，老师说，从今天开始，就不要为了成绩而上课了，因为到时只有10％的人拿A，10％的人拿C，其他人全部是B，哈佛从没有说过，这样就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

“在我爸爸妈妈看来，我是中国教育制度成功的模范。我爸爸是小学校长，我妈妈是幼儿园的园长，他们以我为榜样来教育小朋友应该如何学习。但是为了不打击我爸爸妈妈的自尊心，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我认为自己是中国教育制度失败的典型模范。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一直不明白我读的那些课程的意义，数理化每门成绩都很好，但是除了读书之外，没有任何兴趣爱好，对于地理人文也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