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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目的：为尊者讳。

民族英雄与卖国贼（2）

秦桧成了宋高宗的替罪羊，而琦善正是成了道光帝的替罪羊。在皇权至上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无论皇帝多么昏庸无能，最终失败的罪责总是要臣子来承担的。所以说妥协的政策是道光帝定的，但是所带来的后果却必须由琦善承担，因为至圣至明的皇帝是不会错的。其实主战派也是如此。道光帝主战之时，主战派将领在战场上失利，肯定也不会是道光帝主战的政策有误，而是将领们或者贪生怕死，或者指挥无方造成的。如果战死疆场，那么名声可以保存，活下来的却只能承担罪责了。裕谦和余步云的结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以想象，若不是道光帝为英人所迫罢免了林则徐，林则徐在广东战场上也必然一败涂地，到时候林则徐如果不能以身殉国，必定也要承担战败的责任。然而主战派既然主战，卖国的罪名还总是扣不到头上的，于是琦善之类的主和派，就只好承担卖国贼的罪名，从而为整个鸦片战争的失败埋单了。这就是“奸臣误国”历史观的来源。这种历史观是十分危险的。鸦片战争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的的确确是落后了，必须放弃自己原来的社会制度，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才能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然而上述“奸臣误国”的历史观所能得出的初步结论则是，战争中只是皇帝用错了人，如果能坚持使用林则徐这样的忠臣，结局不会是这样的下场。最终结论将会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林则徐式的忠臣，为了培养这样的忠臣，必须维护和强化旧的伦理纲常和社会制度。无疑，这样的结论是会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的。

天朝梦醒了还是没醒（1）

中国历史存续的时间太长了，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有什么病症的问题，而是不可挽回地衰老下去。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时间也太长了，不仅没有面对比自己先进的文明的经验，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

长期的妄自尊大导致了一种惊人的麻木，就是鲜血的刺激，天朝都仍然不为所动。

今日的人们回首历史，能够看清当时双方各自手中的底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鸦片战争中大清朝必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也是和中国一样，落后于世界潮流。1853年美国舰队四艘军舰驶进东京湾的时候，给予日本人的震惊，不亚于英舰驶进大沽口给予中国人的震惊。美国的四艘蒸汽军舰均涂黑漆，日本史称“黑船事件”。然而日本在考虑一年之后，决定放弃抵抗，开放口岸，从此西方文明潮水般涌入日本。当时日本人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所作的狂歌唱道：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在日本，丧权辱国的条约变成了刺激民族神经的浓茶，使得大和民族从此忍辱负重，发奋图强，最终通过明治维新重振国威，一扫颓势，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在必败的战争面前，合理的选择似乎应该是尽量避免交战并签订一个能尽量减少损失的条约，然后谋求强国之路。可是这样说来，鸦片战争中清军将士的鲜血难道都白流了吗？大和民族是一个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的民族，非常擅长从别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之中拿来有用的部分为我所用，历史上他们就以学习中华文明而著称。

黑船事件之后，日本人认识到自己国家已经落后于世界，于是根本不做抵抗，而是完全倒向西方，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从那之后，日本“脱亚入欧”的国策至今未变，也确实做到了。而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不同，中华文明长期以来领先于世界，养成了“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观念，根本没有主动、全面地学习其他文明成果的经验，所以要想避免战争而直接顺应历史潮流，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此只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能就此奋发，战争中死去将士的鲜血就不能说是白流了。然而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鲁迅先生说鞭子不抽到中国的脊梁上，中国不会做出改变；又说在中国搬动一张书桌都要流血。其实鞭子抽了，血也流了，中国也未必改变。鸦片战争之后，道光帝得知英军退兵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下令沿海各省撤军，节省军费。在对战争的总结上，道光帝将牛鉴、奕山、琦善等统统送进了刑部，各自做了处罚。似乎战争的失利，完全是因为这帮狗奴才办事不力，以后大清朝要好好选用忠臣良将，才是正理。而耆英就是他在战争中发现的人才之一。

后来道光帝还曾经下令沿海各省加强海防建设，但是各省丝毫没有总结战争中失利的教训，不仅没有人提出建立海军，就连修筑的工事依然还是以炮台为主，按照从前防御海盗的模式照搬照抄，没有任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