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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捐，茶叶特捐，富绅捐，驻军给养费，营房捐及驻军营房费，军鞋捐，军械捐，车捐，集市摊捐，地亩特捐，慰劳将士费，货车特捐，娼捐，戏捐，人口捐，锅头捐，狗捐，鸡捐，修张宗昌生祠捐，修张宗昌铜像捐……

这还不够，还有一个“粪税”！张宗昌设有一个“金汁行”，做为大粪“官营”的管理机构。饱受压榨的山东人有副对联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这是讽刺，更是控诉。

童年张宗昌在山东有过乞讨经历，更因父病亡、母大脚而受过不少欺负。如今成为统治全省的“山东王”，张宗昌扬眉吐气，格外讲威风。他每次外出，都必须在三点前净街，官署前的大马路，必须洒水去尘，并禁绝车马行人；街道两边，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他的专车前，是白俄兵作前导，车后是一二十辆大卡车，卡车上满载卫兵，个个握着手提机关枪；而且，头顶上还有两三架飞机盘旋，随行护卫。这个排场，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皇帝的威仪。

张宗昌的个人生活更是糜烂不堪，他有五十名不同国籍的姨太太，号称“八国联军”；这还不算荒淫，张宗昌只要看到合意女性，立即强抢强拉，宣泄兽欲。

他在公园看到一对陈姓姐妹，容貌姣好，马上叫士兵上前劫回公馆。将姐妹二人一起强奸后，居然跑到陈家去看其父母，“敬拜如新亲”。他在戏院看见一美貌女子，人多不好下手，就叫手下跟踪，记下女子家的门牌号，随后派兵进门强抢而去。

张宗昌还尤其爱好清纯女学生，经常打着“军学联欢”的幌子安排学校女生到其公署“开会”，所到女生均落入虎口，没有当夜能返家的。当时人愤怒地说：“其玩弄女学生至于此极！”

明白别人都知道他好色无耻，张宗昌说：“外面多说俺老张爱女人，不错，我确好色，实则我只有这个短处，可是我的长处多着呢，谁又晓得！”

像这样禽兽不如的，民国军阀里可能只有青海的马步芳能和张宗昌相比。马步芳公然提出：“除生我者和我生者，其余人人可奸！”他的确奸淫了自己的亲侄女和亲外孙女，而且还致外孙女怀孕，马步芳亲手捏死了这个小“孽种”。马步芳糟蹋过的妇女据说有两千多人。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马步芳任驻阿拉伯大使，在任上依然大肆侮辱使馆女职员，女职员们的控诉后被台湾报纸揭露，一时大哗。国民政府将这个老牲口调回岛内，从此大概绝了他的淫路。

张宗昌毫无廉耻，他的那么多姨太太也纷纷红杏出墙。好几个姨太太都有自己的相好，张宗昌对此睁一眼闭一眼。某次当场抓住一姨太太与他的副官苟且，两人颤栗失色，张宗昌说：“你们俩真的相好吗？我成全你们！”那两人以为他动了杀机，不料张宗昌真的拿出钱来打发他们俩开路，也未布置途中杀害。

张宗昌的理论是：“说共产共妻，共妻当然是好的，共产就不对。东西能拿来的才是你的，不能拿来的就不是你的；共妻不一样，你睡不到的女人和别人睡就没错。”

张宗昌贪婪、无耻，而且残暴。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对革命力量的镇压不遗余力。他上任之初，青岛爆发日资纱厂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虐待的工潮。那时他刚到山东，工人们哪里知道他的面目，罢工工人还打出了“青岛工人请愿团欢迎张督办”的标语。不料张宗昌出动军警两千余人，包围三家日商纱厂和工人宿舍，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当场死八人，重伤十七人，七十五人被捕，数百人被通缉，三千多名工人被遣送回原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青岛惨案”。

镇压工潮后，他捣毁了工会，逮捕中共四方区支部书记李慰农和《公民报》主笔胡信之等二十余人；还逮捕了去北京请愿、揭露张宗昌暴行的工人代表伦克忠。张宗昌对他们施以酷刑，李慰农的臂部肌肉被打脱落，伦克忠被打得“臂折骨断，体无完肤”。这二人后又被秘密杀害。

干出这一连串暴行后，张宗昌开始控制新闻界。他将各报馆、通讯社的记者传到督署，明目张胆地威胁道：“我今天请你们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报上登载我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果哪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

为了统治稳固，张宗昌经常派军警检查民众通信，发现可疑的物品或字句，立即将人拘捕严刑拷打。在他的淫威下，山东笼罩在一片抑郁的恐怖中。

张宗昌在山东办的唯一的好事可能就是1925年创办山东大学。他自己基本是文盲，某次军务会议，到场的军官互相炫耀自己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张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