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3/4 页)

那时的教育方针是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也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因为学校设在农村，所学课程基本上与农村有些联系。比如修剪果树，比如学开手扶拖拉机，农闲时才学些高中文化课程。又因为学校刚刚兴建，没有教室，也没有宿舍，只好一边修建教室，一边上课。

没有宿舍怎么办？只好由学校出面，暂住在附近村民的空房子里。最初我是住在西沟村一户人家的窑洞里，后来才知道，那户人家就是妻姐邢梅兰的婆家。大概在那儿住了半年时间，后来又转到上佐村后鸡（地名，鸡字取音为街与儿的混音）一户人家，在这儿也住了有半年时间。这时，学校的房子也盖好了，游动生活才划上一个句号。

那时候的学习，也与当时社会形势有关。我记得有个运动叫“反击右倾翻案风”，整天起来写大字报。因为我在小学写过毛笔字，算不上什么书法，可也能贴在墙上。因此，老师让我写，我也有“能者多劳”的欣喜。如此书法将近一年，我的毛笔字却不见得有所长进：没有掌握要领，只是用钢笔来“画”字。

第二年，劳动量有所减少，文化课程也随之有所增加。但还是以劳动为主，有时学驾驶手扶拖拉机的知识，有时学果树修剪，有时学农作物栽培技术，大部分时间却是农忙时期，帮助附近村民锄田割麦。也在南沟村修过水库，也在牧马河畔挖过豆砂，谓之勤工俭学。虽说有些苦，却感觉不到累，劳动一天，喝二三碗面，或吃二三个馒头，然后朝土坑上一躺，多会想睡都能睡着，还真幸福。

在西沟水库（指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因学校建在西沟水库旁边，故代称之）上学期间，我曾给本村一位异族兄长传递过一封情书。收信人是我班一位女同学，人长得极其漂亮，身材又苗条，身后甩着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是我们班所有男生“目不转睛”的对象。他不让我看，可我好奇，走在半路，我偷偷取出几页……

啊！原来这就是情书！

然后，我也学着写起情书。写给谁呢？记得上佐村有一位女同学，长得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还有一位是关城村的女同学，同学们叫她“胡子兵”，当时也是我崇拜的偶像。试着给她俩写了几个纸条，终究没有胆量放进人家的书包里，只好埋在土里……

这是我的初恋。

那时文化贫乏，课本也就那么三二本，课外书又少得可怜。所谓娱乐，就是拉二胡吹笛子。关城村郭文田是我同学，年龄比我大，身体长得瘦高瘦高的，不爱与人说笑，他老人家天生爱好乐器，拉得一手好二胡，吹得一把好笛子，我们这些毛娃娃就跟他学。一下课，人人抢那二把破二胡，起步先学《东方红》，然后再拉《绣金匾》，大有“既拉之，则为之”的气魄，虽说不专业，可也有那么一点小意思。别人听了，好像我们敲打破砂锅似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文田兄是这样安慰我们的：不要着急，慢慢来。

事实是着急也没用，爱好与天赋是两个概念；慢慢来更不是我的性格，与其无望成为“大家”，还不如及早收兵回营。由此可见，爱好决定人生又是一条真理。但是，我对音乐与乐器还是非常喜爱的。

如今，文田兄已失去联络。据他四弟郭玉田（好像与我是豆罗中学同学，但我没有印象）说，文田兄现在好像在太原工作，具体地址与联系方式，他也说不上来。原因可能是忙于生计。然而，每当我想起他老人家，那高昂明快激动人心的二胡独奏曲，以及他老人家激情投入的姿态，叫我至今都回味无穷，叫我至今都浮想联翩……

在我快毕业的那年，也就是一九七六年，国家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一月八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同年七月，朱德委员长逝世。同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在第二年七月七日，国家恢复高考制度。

那时，祖父尚在人世。虽然他老人家受尽“有文化”的罪，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依然是“传家万事皆宜俭，聪明常在读书人”的心理，他知道“知多世事胸襟阔，阅尽名书诗境宽”。于是，我转学来到豆罗中学读书，插进文科班二十六班。

在这儿，有必要讲述一下三姑夫父亲。他老人家名叫寇黄厚，世居小豆罗村，曾担任过村里干部，与豆罗中学负责人有所来往，并且关系还非同一般。父母委托他老人家与学校校长（赵增卯，老家原平市人）交涉，交涉的结果是让我答了二份试卷：语文与数学。可能是我的分数还不错，也可能是黄厚爷爷“交涉”的因素，我才迈进豆罗中学的大门。

当时豆罗中学有一千多名学生，而且闻名遐迩。学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