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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依上的桌子不是汉族人常用的方桌或者圆桌，而是长条桌，一桌能坐二十多个人。刚好能坐满全村的汉族小孩。于是每次都把他们编排成一桌。现场秩序再混乱，孩子们也不会坐乱的，全是自家挨自家的，一个也不会给插开。大家一边吃一边大把大把地将盘子里的东西抓了往口袋里塞。因此参加拖依的孩子都会穿有着大口袋的外套。这种事情通常孬蛋四姊弟干得最多。

喀吾图的永远之处

我第一次去喀吾图时，似乎整个世界都在阻止我——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后来暴雨倾盆直下。路边十多米高的白杨林带剧烈撼动，一路呼喊着：“不——不！！啊不”

我和十来个不认识的哈萨克老乡挤在一辆破得快散架的十座老吉普里，被颠得昏天暗地。吉普车像喝醉了似的在暴雨中扭动着，摇摇晃晃前进。急雨夹着冰雹砸在窗玻璃上，又像是已经穿过玻璃砸进了车厢。车开一阵，停一阵，像是毫无目标地在茫茫戈壁上慢慢爬行。我不知道喀吾图竟然会那么远，那么荒僻。我不愿意去，整个世界也不愿意我去。我们的车一路上坏了又坏。我们下车，等待司机用千斤顶把汽车底盘顶起来。我不想去。什么都在阻止我。车又坏了。我站在路边，看到戈壁丘陵四面动荡。我浑身湿透。我走上附近一处高地，垫足远望。

我家在喀吾图开了个小店，整天和各种各样的顾客打交道，但能记住的人很少很少。我妈却全都记得住，不到半年，她似乎同大家都熟识了。我们交谈时，若是提到了谁谁谁谁——

“就是那个帽子特别多的人，不停地换着戴”

“瓦兹别克？”

“他媳妇抽烟的那个”

“吐马罕？”

“上次拖依（宴会）上，还和你跳舞了”

“噢，那肯定就是巴登别克了。”

我觉得他们的名字太难记了，脸也都长得一样嘛。喀吾图的日子如此平淡，日复一日，永远也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似的，什么都没法清晰地记住。大约我的心不在这里。

我整天坐在深暗的柜台后面，等着有人来店里买东西。等着他们掀开厚重的棉门帘，逆光进来。

进来的人一般都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但他们中有人能在柜台前一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地不说话，我就做不到了。我忍不住问：“有事吗？”他不吭声。我就给抓把瓜子，他接过来咔吧咔吧就吃。吃完了又闭嘴站那儿发呆。我再给他一个苹果，他几口咬完了，继续沉默。他有的是时间。最后我拿出锁对他晃晃，表示关门了。他这才离开。我锁上门出去，在河边散步，很久后才回家。回去时那人居然还在门边守着，我只好开门让他进去，让他继续靠着柜台，盯着货架上某个角落深深地打量。真不知道这人哪来那么多时间，这么闲。令人羡慕。

喀吾图的小孩子们则都很忙，忙着上学。不上学的时候忙着偷家里的鸡蛋。上学和偷鸡蛋之外的时间就更忙了，忙着兜着鸡蛋往我们家商店卖。

他们一个个气喘吁吁，脸蛋通红，目光兴奋。

鸡蛋三毛钱一个，每次我收下鸡蛋付钱的时候总会竭力劝说他们顺便买点泡泡糖或小饼干。但是这些小孩太聪明了，都不理我。我实在不明白他们小小年龄攒钱干什么。也想不出在喀吾图，除了泡泡糖和小饼干，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更招小孩喜欢。

其中，库娜是最持之以恒的一个。连续半年时间里，她每天按时送一个蛋来。如果有一天没来，那么隔天定会一下子送来两个。

我开始一直以为库娜是个男孩，直到她头发长出来了才知道是个女的。她以前是小光头，再加上手里总拿着鸡蛋，两相衬映，老是惹得我取笑她。

还有一个孩子，总是跟着卖蛋的孩子们一起来，却从来没带来过一只蛋。我给其他孩子付钱时，他就在旁边紧紧盯着看。

终于有一天，这个孩子也带来了一只蛋。他一个人来的，把蛋递过来时紧张万分，惴惴不安地等着我给钱。我拿着蛋摇了又摇，对着太阳看了又看，总觉得哪儿有点儿不对劲。但最后还是给了钱。等他拿着钱跑了以后，我把蛋磕开一看——

居然是只煮熟的蛋。

一定是他的妈妈煮给他的，舍不得吃，便拿来换钱。

我真是气坏了，但又毫无办法，只好把它给吃了。

在喀吾图，我学会的第一个哈萨克单词就是“鸡蛋”——“觉木什尕”。

除了这些孩子和那些没事干的闲人，我们家店里就很少再来别的什么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