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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基本主张。首先，这是一次“思想意识的大革命”，要以“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对一切都要进行勇敢地再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进行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和观点都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其次，要创造“十分鲜明可爱的社会主义的个性”；其三，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行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广场’是真正‘广’的‘场’，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只要为了‘真善美’，不论什么基调的歌都可以到广场上来对年青人放开嗓子唱！我们的‘广场’为争鸣而开，我们的‘广场’是百花齐放的地方！”《广场发刊词》，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9、20。　txt小说上传分享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0）

应该说，“重新估定价值”、“个性”与“民主”，这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观念；如果说张元勋、沈泽宜在《是时候了》里宣称“（我们的）火种来自——五四”，还多少有些空泛，现在就比较具体，而且是真正抓住了要点，可见这一代人对五四的继承是建筑在对这一传统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是一种理性的选择。问题是他们认为，在五十年代的中国，正急切需要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也是出于他们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一种深切的把握与理解，而这样的先驱者的觉醒意识，却是为许多思想仍被束缚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他们也就无以摆脱孤独与寂寞：这也是与五四先驱者的命运相同的。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广场》的主编张元勋作为一个校园诗人，他在参加《广场》的编辑工作时，也必然要贯彻他的诗歌理想：据说他是竭力要开创一个“广场诗派”的。但由于当时###的更大迫切性，使他对自己（更准确地说，是他所代表的一部分校园诗人）的诗歌理想未能充分展开，只能从片言只语中略见其大端。比如，在他所起草的《广场发刊词》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以少年事业为风骨的、建设文学的再生，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盛唐般的诗的创造。”这里提出的文学（诗歌）理想，是中国文学（诗）传统在社会主义时代的集大成，其中的关键词是“争鸣”、“少年风骨”、“建设”与“创造”。《发刊词》里还讲了两点：“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我们的《广场》矛头指向阳光下的黑暗”，这里对“自由的个性表现”与文学（诗歌）的“批判性”的强调，大概都是新的诗歌理想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所以，在《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油印本）的《写在前面的话》里，就有这样的声明：“我们的《广场》将着重发表揭露的和‘非正统’的作品。”在反右运动中批判者还揭露，“据说所谓《广场》诗派的特点是在于赤裸裸地揭露人的内心世界”刘萤：《斥右派分子所谓“思想解放”的谬论，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批判者曾经指责《广场》上选录的许多诗歌（包括张元勋、沈泽宜所写的《墓志铭》、《人之歌》、林昭的《党，我呼唤……》）充满了“惊骇、迷惑、怀疑”的情调王南山、杜北原：《分行的诅咒，有韵的诬蔑——评〈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的反动诗歌》，收入《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4号。，其实正是对内心世界的一种展示。

文学史家可能因此而注意到，1957年这些处于萌芽状态，未及充分展开的诗歌观念与理想，与二十多年以后中国诗坛的“崛起的一代”，是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有意思的是，“崛起的一代”也曾掀起轩然大波，而其最有力的辩护人与理论家谢冕、孙绍振就是当年北大的校园诗人；只不过由于时代的不同，“崛起的一代”终成气候，而“广场诗派”刚出生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1957年还有一位右派学生写了一篇《诗人颂》谈他心目中的“诗人”，也就是他所“理想的人”：“正如向上帝挑战的撒旦一样，诗人是最傲慢最狂妄的叛逆，什么习惯、戒律、神圣的威权……全被视为粪土；他的字典，没有‘谨小慎微’这些字眼，他的竖琴绝不会奏出奴隶的呻吟！……烧毁各色各样的面具，追求和创造真正的美，是诗人的天性，也是诗人的天职。”他又说：“诗人是最敏感的人，最坦率的人，最真诚的人，最热情的人，最容易冲动的人，最富于同情心及正义感的人……然而，诗人首先是一个孩子”，有一颗“赤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