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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回到小屋不足十分钟，警察就敲开了我的房门。我稍感放心——他们已经查过隔壁了，杨帆肯定没有被搜出来。其间我没怎么搭话，把身份证与学生证都出示了，又在一旁陪着他们找了找，不一会儿，就瞒天过海了。

然后就是收拾衣物。我在这儿住了将近一年，在这间破旧的小屋里，发生过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但一切来不及留恋，我得隔三差五地朝窗外张望，期待着警察早点离开。这过程是短暂而又漫长的，这等待是留恋而又焦灼的。熬了一个小时，走廊里传过了杂沓的脚步声。又等了半小时，车灯的猩红才不见了。我激动地来到隔壁，从客厅的沙发后找出了杨帆——王大娘打死也不让我们进她孙儿的卧室。

杨帆仓促中化了一个男妆，事已办妥，马上出发。

临走的时候，小猫已经伏在沙发上睡着了，如释重负的王大娘却突然说了句：“孩子，天凉，多穿点衣服啊！”杨帆顿了顿，一行清泪就从她的眼眶中流了出来。

我听杨帆说：“她多像我妈啊！”

暴风雨后的凌晨弥漫着野性的清香，我们走街穿巷，专拣偏僻的地方奔逃。在社区公告栏上，张贴着不断更新的通缉令，杨帆那张获校元旦晚会舞蹈金奖的照片被彩打在通缉令上，旁边还有一个吓人的数字：十万。

也许因为这一场春雨的缘故，前往杨公桥的路上，我们没有再遇到一个警察。倒是在天桥看到了几个头裹蓝色布巾的少数民族妇女，在她们蜷曲着的身体旁边，放着七八个帆布口袋，以及躺着五六个满脸肮脏的熟睡小孩。我和杨帆路过这些外地艺人与儿童乞丐时，有一个小孩正从睡眠中冻醒。只见他坐在阴暗的灯光下，拿出小刀瑟瑟发抖地剜着红肿的冻疮。杨帆停下来，脱下我那件米黄｜色的外套递了过去，又命令我掏了珍贵的十块钱给他。

我们大约凌晨一点到达杨公桥。我们在桥墩下的垃圾堆旁坐下，看着近处野草上晶莹的露水，吹着雨后清新的夜风，感受到复返自由的惬意释然。然后我给蔡小田发了短信。我紧紧地拥抱着最亲爱的女人，坐等天明。

天快亮的时候下了一阵雨，之后又吹来一股猛烈的风，我从繁杂的睡眠中醒来，感到脑子有些胀，身子也有些冷。我本想从箱子里找件衣服来穿上，但杨帆正躺在我怀里，她的睡姿安静唯美，我不忍打碎她难得的美梦。但不久，我就感到了寒冷——这种寒意不仅来自于外界，就连我的骨头、内脏、血液，全部是冰冷的。幸好杨帆不久也醒了，她睡眼惺忪地问：“小峰你怎么在发抖？”我说：“有点冷。”杨帆自责连连地起身打开箱子，刚翻出一件厚衣服的时候，蔡小田的电话就来了。

在蔡小田的指导下，我们在杨公桥的右出口找到了一辆崭新的红色嘉陵摩托。蔡小田戴上硕大的特制头盔，驱车在崎岖的弯道上攀爬。车至半山腰的时候我们折向了松林繁郁的土岔路，又往前行了约五分钟，来到一大片黄土平台。但见空气清新、树木苍翠、百鸟鸣啭，平台上零零散散地放了三套木凳石桌，边缘处各有三条石板路，沿左边而下，就到了蔡小田的秘密住所。

据蔡小田说，这是一个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别墅群，改革开放后政府将其划分成数套小宅出售——这“一平台三别墅”均属于蔡小田的一个好朋友。此友好云游四方，就把房子转给了乡下的一个亲戚，亲戚装修一番后经营“农家乐”，却生意寡清。恰逢蔡小田需要安心写一个诗剧，这朋友就招呼亲戚低价租了一栋给他。平时三餐、热水都可与隔壁的房东搭伙，获得不少便利。

杨帆到洗手间洗掉墨迹，换回了女儿身。她一出来，就让正在腾挪客房的蔡小田大惊失色，以一种天外飞仙的惊讶口吻赞了句：“太美了！太美了！”而杨帆显然被蔡小田的丑陋吓了一大跳，但一听说蔡小田是作家马上就笑逐颜开。我将案情的始末，小心翼翼地给蔡小田讲了，谈到在法律求证上的无能为力时，蔡小田比我们还焦急地搓着手，念叨着：“这该怎么办，这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他出去了，不多久，便见他端来六个馒头、两盆稀饭、一碟咸菜，一边看着我们吃，一边从法律证据角度为我们出谋划策。只可惜这些想法都经不起推敲，才说了一半，他自己就先否定了自己。

第26节：医院　朋友妻不客气（3）

杨帆感激地苦笑道：“谢谢蔡大哥，但小峰和我讨论过了，我现在找不到证人和证据，光凭嘴解释是没有法子的。”蔡小田却坚信道：“不可能，绝对有办法，绝对有办法。”之后他又询问了杨帆诸多场景与细节，杨帆似乎不愿再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