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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隐喻，”我说，“你写书时得多注意。”

他瞪了我一眼，然后转开视线。

“你怎么会知道？”他用威胁的单调声音说。但我并不在乎，他吓不住我，因为我已经吓得屁滚尿流。

“通过我们投机分子的网络。”我说，“你大概想守住受害者，只准你一个人利用。”

我没有看见他的拳头。估计是因为我没料到。我的右眼突然冒出金星，我倒向左侧，脑袋撞在车窗上。我转过头去，汤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双手摆在大腿上。前面的两位探员也无动于衷。就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除了我的脸痛得要命。坐在他左边算我运气好。他用同样单调的声音面对前方说：“你要是像我这样看了二十年的血腥场面，抓住了这么多凶手，也可以考虑靠这个挣点钱。”

“好吧，”我说，“有道理。我收回我的话。”

“你还好吧？”他问。

“还好，有点头疼。大概是过敏，春天嘛。”

前排的探员看着GPS，听着无线电给出的方向，我们从正确的出口驶下高速公路。当地警方与我们会合，一辆警车开路，另一辆殿后，开着警灯领我们驶过那些街道。我们经过公共汽车站。生锈的秋千。我在支离破碎的记忆里寻找那幢屋子：露出黑斑的白色墙板，参差不齐的草坪，山茱萸。

“那儿，”我说，“右边那幢。”

“那儿，”汤斯对司机说，“右边那幢白色屋子。”

探员在车道停下，他的搭档通知当地警察，警察在玛丽家门前刹车。

“在车里等着。”汤斯对我说。三扇车门摔上，我被关在静悄悄的车里，望着警察跑向主屋的大门。开门的是个大块头女人，穿弹力裤和粉色运动衫，我猜她是玛丽的母亲。我后来得知，她和丈夫之前度假去佛罗里达探望祖母了。回到家，女儿没有来开门，他们并不担心，因为这种事很寻常。她经常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不见踪影，还会一段时间不和父母说话。他们注意到她的房间散发出怪味，但这也没什么不寻常的。

一位女警请母亲返回室内，汤斯带着调查局探员和警察跑到屋后，爬上通往车库二楼的楼梯。我坐在后排，车窗没有放下，草坪仿佛电视剧开场前的布景：两名警察把守笼罩了一层暗蓝色的白色房屋，旋转的警灯给景观玫瑰染上异色。风吹动薄云，摇晃山茱萸，粉色花瓣斜着飘向地面。有两三片轻轻落在引擎盖上，像正在融化的雪花似的贴在车窗上。

一分钟后，两名警察回来了，用手帕捂着嘴。一名警察在楼梯上滑了一下，他的伙伴拉住他。他的鞋跟留下一抹血迹。两人互相搀扶着回到草坪上，一名警察跪倒在地，连连干呕，另一名警察搂住他的肩膀。两名探员跟着出来，黑色风衣在背后飞扬，他们跑过草坪，拿着对讲机说个不停。剃平头的大块头探员停下脚步，抬起反光太阳镜，擦掉面颊上的泪水。汤斯慢慢走下来。他打开车门，外部世界的声音、气味和感觉回到车里。

“来，”他说，“你看过另外两个，应该也看看这个。”

我紧闭抽痛的嘴唇，不情愿地下车，跟着他穿过草坪。走到一半，我听见主屋的纱门里传来哀号声。有人告诉了母亲。我有一秒钟飘了起来，像是被大浪卷得离开了地面，汤斯扭头看我，我的脸上毫无表情，跟着他爬上楼梯。气味难以忍受：甜腥味。呕吐物、排泄物、变质的肉和腐败的鲜花。来到楼梯顶层，他让到旁边让我进去。我在门口犹豫片刻，汤斯从背后推了我一把。我屏住呼吸，踉跄着踏入地狱。

还是我见过的那个房间——海报、床、厨房区、镜子、连环杀手爱好者的照片——但所有的东西都被涂上了血液。我的视线在黯淡的光线中聚焦，我的大脑挣扎着理解涌现在眼前的画面：床垫仿佛黑色海绵，满是嗡嗡乱飞的苍蝇。渗出黏液的地毯。滑溜溜的墙壁。床的正中央躺着的尸体就像曼陀罗。

我剧烈喘息，深深吸气，但立刻意识到了错误。有毒的空气涌入身体，黑色的恶意充满大脑，血红色的墙壁开始旋转。视野变暗，我在惊恐中逃向房门，如果在房间里失去知觉，哪怕只是一秒钟，我就永远也无法逃离。汤斯在我昏倒前抓住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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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扣留了我八个小时。三起凶案跨越州界，所以汤斯探员有权指挥，但各个地区的警察也得到许可向我问话：布鲁克林的布隆卓维奇警探，曼哈顿二人组，还有一个新泽西的亚裔瘦子。他们没有碰我，警察不是那么问话的，虽说给我一巴掌说不定能让我说得更快。总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