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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她说她一点都不想哭，只想叫那些害了她的安琪的家伙脑袋开花。后来我有一阵子没看到她，只接到一张她从土伦寄来的明信片，安慰我她一切都好，叫我不要为她担心。四月二十七号星期五黄昏，宪兵又来到我家，交给我一份正式的死亡通知书，“死了也好，一了百了”的话，我就是在接到正式通知以后说的。通知书上面写着：“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被敌人所杀。”可是没说明安琪葬在哪里。您想我会不问宪兵这问题吗？不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是说，安琪一定是跟很多其他的士兵葬在一起。 我六月时写了一封信到土伦去，后来我干女儿抽空来看了我一次。她比上次胖了点儿，气色也好多了。我感到很安慰，特别是她不愿意再提到她那宝贝安琪。那次以后，一直到我在信开始提到的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五日星期四那段时间，她几乎每个月都来看我，每次都带东西来，而且还要偷偷塞钱给我。每次我们两人就在厨房里吃晚饭，有一次，我还勾着她手臂，身体靠着她，跟她一起上街去，到伊索拉太太开的“凯撒酒吧”去吃她的拿手好菜红烧猪脚。伊索拉太太是我们这一带一等一的厨艺名手，别的大厨都望尘莫及。 我不知道我干女儿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今年二月我生日时，接到她从乔塔寄来的卡片。后来有人告诉我，在离马赛不远的班尼耶小镇看见她，跟别的街头女郎一起在拉客。后来又有人告诉我说，她在加尔丹路上的一个绿灯户里卖笑。但她并未亲口告诉我，我不相信任何人，否则很容易传谣造事。&nbsp&nbsp&nbsp&nbsp

欢乐时光（4）

今天是四号，我昨天晚上实在太疲倦，没办法继续写下去。我眼力实在太差，不能把这封信从头再看一遍。我只希望您能看懂我信手写来不成章的片段。我这一辈子还没写过这么长的信，我很担心邮局会拒绝递送一封这么厚的信。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写完这封信以后，心里舒服多了，我不知道怎么向您解释这种感觉。当我再见到我干女儿时，我一定会立刻写信，把她的地址告诉您。我知道我一定会再见到她的。 希望您能节哀保重祝您一切安好保罗·龚特太太上小路易咖啡馆在阿美洛街上，是一个狭长、深色木板墙的房间。整个咖啡馆充满了茴香和锯木屑的味道，两个灯照亮着久未油漆的天花板和墙壁。锌板吧台后面的架子上摆了整整一排酒瓶，酒瓶上挂着很多战前拳击手的照片。照片中，他们摆出交战前的预备姿势，可是眼神并不凶恶，反而看起来像对镜头很感兴趣的样子。照片全用清漆木架框着，小路易解释说：“这些相框都是‘爱斯基摩’帮我做的，还有后面那艘模型帆船。现在看起来是有点儿老旧了，可是当他一九一一年送给我时，那可真是个宝贝，就跟他和他哥哥夏尔年轻时从旧金山驶到温哥华的‘撒马拉号’一模一样。‘爱斯基摩’的十个指头可真灵巧，做出的东西绝对是一等一的。” 晚上九点半了，是平常咖啡馆打烊的时间了，小路易把当街的铁门拉下。他在电话里跟玛蒂尔德约好要她这时间来，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谈话，没人会来打扰我们”。当西尔万推着她进来时，吧台前还有两个客人，小路易催着他们赶快把酒喝完让他可以招待客人。现在整个咖啡馆只有他们两个人，他把热好的锅子、一瓶已经打开的酒和一个盘子放在一张大理石桌上。他要玛蒂尔德跟他一起吃那锅红烧羊肉，可是玛蒂尔德即使想礼貌一下，还是一点都吃不下。西尔万已经去巴士底广场上一家还亮着灯的小饭馆里吃晚饭了。 小路易的确短小精悍，就跟他的绰号差不多，可是他现在有个小啤酒肚。他说：“如果我现在回到拳击场，大概应该算中量级拳手，连最蹩脚的拳手都能修理我一顿。对任何人来说，开一间咖啡馆而不发福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他在吧台和咖啡桌之间走来走去，取来两只酒杯、半个圆面包、一盒干｜乳酪。他走路的姿态轻巧灵敏，双脚好像绑着弹簧。可是从他外表看来，谁都猜得出就算他从前苗条时，也一定曾被修理过不少次。他鼻梁是歪的，耳朵和嘴唇都变了形，笑起来时露出嘴里三三两两的金牙。 他坐下来，把格子餐巾的一端塞到衬衫里，斟满一杯酒，请玛蒂尔德喝。她不想拖延浪费时间，所以很干脆地接受了。他又给自己倒满另一杯酒，喝了一口，咂咂舌头。他告诉玛蒂尔德：“你一喝就知道，这是好酒，是我从我家乡安茹省订来的。等到我存够钱，能找一个地方安身的时候，我就回老家去。我会把这个破店卖掉，回到老家，住在一个酒窖里，找一两个谈得来的朋友作伴。我这一生看过的、经历过的都不算少，可是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