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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绝好的小说材料，于是就利用了这材料，构成一部实实在在的西北民间小说。我想，一个作家，只坐在咖啡厅里，高喊到民间去，恐怕是不会想到西北的真实情况的。”

除了《燕归来》、《小西天》两部长篇小说外，父亲还写了大量介绍西北的散文，《西游小记》是父亲应上海中国旅行社《旅行杂志》主编赵君豪先生之邀撰写的，连载于《旅行杂志》1934年9月第8卷第9期至1935年第9卷第7期，长达数万字的长篇西北游记，在当时的文坛是绝无仅有的，父亲对历史娴熟，识见通达，观察入微，描写生动，形象逼真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西北的社会风貌，自然景观，历史地理，民生民俗。这篇《西游小记》共计33篇，全方位立体交叉地介绍了西北的社会和民情，以引起国人对开发西北的关注。父亲自己在《西游小记》的前言中，很明白地作了交代：

今岁五月，予作陕甘之游，意在调查西北民生疾苦，写入稗官。至于风景名胜，旅程起居，则非稗官所能尽收，乃另为一记游之文，投之本志。与本志主编赵先生约，盖已三月于兹矣。今征尘小歇，寄居牯岭，虽寓楼斗大，然开窗北视，远及百里，但见长江如带，后湖如镜，烟云缥缈，胸襟豁然。觉赵君之约，未容久违，遂即趁此逸兴，把笔追志。文以白话为之，取其通俗。而其内容，着重于旅行常识，俾为将来西北游者，略作参考。间以风土穿插之，以增阅者兴趣而已。记游之文，此本不合，然《旅行杂志》之命意，似当如是也。文中有图，亦记者所自摄，初为此道，佳构甚鲜，择其略可者入之，亦点缀篇章之意目。二十三年八月七日，序于牯岭望江楼。

近几年，掀起了一股“西部文学热”，殊不知早在70年前，父亲就已经开拓在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西部文学土地上了！

以笔当枪的抗战者（1）

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和有着民族气节的人，他虽然是一个不过问政治，也不参加任何派别和文学团体的人，从来都是“孤军奋战”，但在爱国和抗击日军的侵略上，他从不后人。他认为这不是政治，这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和关键时刻，他愿摇旗呐喊，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不仅是这样说了，也这样去做了。父亲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惟有这个时代，表现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的确，从1931年“九一八”国难后，他立即就开始写抗御外侮的文字，小说、诗、散文，都在大力宣扬抗击侵略，民族自强。《太平花》这部小说，很能说明那时父亲的思想。此作连载于1931年9月1日至1933年3月26日的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这原是一部反对内战，控诉军阀争夺地盘，使百姓家破人亡的小说，但是小说连载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求武装救国，而《太平花》表现的却是非战的和平思想，和当时气氛是有些不相时宜的，父亲有感于此，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改动？报社的编者也有同感，写信来问父亲，何以善其后？父亲考虑只有两个办法，一、书的立意，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故事变成抗战。二、干脆，把这篇“夭折”，另写一部。考虑来考虑去，还是采用了第一个办法，于是从第8回起，父亲做了大幅度的改写，由于是个大翻个儿，比另起炉灶要难多了，父亲费了大力气，整整想了一个礼拜，才动的笔，父亲果然是倚马才高的人，这样的陡然的大转弯，他居然不落痕迹地改写得顺畅自然，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事变成：由于外寇侵袭，交战双方认识到同室操戈不对，一致言好御侮。1933年春，全书写完，共36回。到出版单行本时，又把描述内战的那一段删去8回，补写两回共缩为30回，在上海出版。1944年，上海原书局负责人也到了重庆，告诉父亲此书是被日伪查禁的，还带来了原书，请父亲审阅，准备在内地印行。不想父亲再看此书时，常常被引得哈哈大笑，因为书中描写的抗战军事行动太幼稚、太外行了，如果原封不动地出版，会让经过了8年抗战的国民笑掉大牙的，所以迟迟没有动手。1年后，抗战已接近全面胜利，父亲认为必须要对这艰苦卓绝、旷日持久的民族保卫战进行反省和深思，虽然我们要讴歌全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但是也不该忘记内战的祸害，若不是长期的内战内耗，国家的元气也不会削弱到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