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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面上的“新式火器”层出不穷,“新战法”也时有所闻。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对满洲的军事失利不断,人们希望依靠新式武器扭转战局。
一个是,彼时,东西方文明开始发生直接的碰撞,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了。
当然,没有基本数理知识和工业经验打底,这些设计,“新式火器”也好,“新战法”也罢,绝大多数荒腔走板,没有实用价值,也基本没有走出过书斋,走下过纸面。
但至少,那个时候,少有人把西方的先进技术,仅仅视作“奇技淫巧”。
彼时的中国,面对科学技术已经走在自己前面的西方,心态依然是平和的,依然还是强者的心态。因此,可以从容吸取觉得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只是这种吸取的力度还非常有限。
西方对中国领先的幅度还有限,中国也并不真正了解这种领先的意义。毕竟,在发生中西对抗的时候,依靠地理和数量上的优势,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西方技术领先带来的优势。
无论如何,对外来的器物文明,彼时的中国,并不会发生“排异反应”。
彼时的中国,还没有经历自己无法理解的失败,还没有遭受这种失败带来的强烈刺激。
当终于剧痛于这种强烈刺激,不同体质的个体,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应激反应”。
日本的“应激反应”:抛弃这具为自己带来痛苦的躯壳,挣扎化蝶重生。
中国的“应激反应”:缩进这具躯壳的更深处,作茧自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如果这种失败发生在明末,而不是清末,中国又将如何反应?
历史无法“如果”,关卓凡只能庆幸,自己做了一个历史投机者能够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加入美国的内战,并成为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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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今、明两天的更新做一个对调,今天两更改一更,明天一更改两更。
*RP
第六十九章 都到步军统领衙门来
轩军美国平叛的胜利,告诉国人,我们也能够打败洋人;并予国人强烈的心理暗示:对英法的失败,只是“暂时的失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把场子找回来。
中国人因为前所未有的屈辱、恐惧,而生发的对洋人的“应激反应”:或者奴颜婢膝,或者完全排斥——这两种看似相反的反应,其实异曲同工——都尚未固化,这个时候,关卓凡以一场对外的大胜,为中国人扫除心魔,重建信心。
国人的心态,乃从一个失败者,转向半个胜利者;从一个弱者,转向半个强者。则对外来的器物文明的抵抗,自然松动。
为小皇帝加“兵事”“洋务”功课一役的胜利,还让关卓凡获得一个重要的经验:对于这种单纯的观念层面的反抗,绝不要做什么“虚怀若谷”、“倾闻谏议”的姿态。而是要一开始便以行政暴力,自上而下,兜头狠击,将反对意见,“扼杀于萌芽之中”。
就是说,不给反对者说话的空间。原时空的史实证明,这种事情,鸡同鸭讲,根本不可能通过讲道理说服反对者。给反对者说话的空间越大,反对的意见便越多,最终朝堂之上,洋洋盈耳的肯定都是反对的声音。
到了这种时候,如果强行推行原议,反倒以人“独裁”的口实,阻力反倒会大得多,连自己人也会底气不足。事情便可能办得不汤不水,甚至半途而废,无疾而终。
要做的。是利诱、拉拢、威逼、分化、打击,而不是“说服”。
关卓凡乘胜追击,本年度最后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三品衔驻美公使”。波澜不惊地通过了。
这位本时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的驻外使节,叫做郑藻如,字志翔,号豫轩,广东香山人。他是咸丰元年的举人,洪杨乱起。办过团练,打过依附长毛作乱的“红巾军”,乃为曾国藩赏识,入曾幕帮办洋务事宜。
郑藻如和容闳是同乡,轩军赴美之前,容闳向关卓凡推荐郑藻如,说他英语好,熟悉洋务,又打过仗,如果请他赴美帮办军务。正可得其所长。关卓凡于是写信给曾国藩,商请郑藻如入幕。曾国藩很大方,当即割爱;而可以建功于异域,郑藻如自己也很兴奋。
入美之后,郑藻如如鱼得水,襄办军务。调度后勤,折冲樽俎,算是关卓凡幕中最有力者之一。归国之后,又跟着关卓凡剿回、剿捻,已经积功保到了道台衔。
考虑驻美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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