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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由胜转败，最终全局糜烂，不可收拾。

这就是有没有战争潜力的区别。

近现代的战争潜力，来源于成体系的工业。

说到底，这是工业国和农业国的区别。

不认清这一点，不承认这一点，就会永远被人扁。甚至，亡国，灭种。

那么，中国怎样才能实现工业化呢？

原时空的洋务运动？

不是说一点成绩没有，但整体而言，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病骨支离的肌体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几个制造局不过是病体表面涂抹的几块腮红。而且，就是这一点点缀，也是低质量、低水平、低效率。

当时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如李鸿章之流，建立各种工矿企业的过程，也是从中分肥往自个兜里揣银子的过程。而且，对自肥的兴趣，恐怕超过为国家“建立自主工业”的兴趣。以致国家财政投入十块钱，往往只有两三块钱的产出。

至于各自为政，把自己创建的企业和军队视作自己的禁脔，其他派系的人固然不能碰，连国家也轻易动不得，就更不消说了。

在这些企业和军队内部，不管壳子如何光鲜，运行和管理本质上还是旧官场、旧军队那一套，哪来的竞争力、战斗力？

这些情况，非独李鸿章为然，其余如左宗棠等亦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差异只在程度而已。

这是大环境使然。关卓凡想，如果自己处在和他们同样的位置上，大概也会是同样的做法。

但现在自己和他们不是处在相同的位置上。因为“追求”不一样，自己所谋，远远大于他们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禄。

对于自己来说，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之于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犹如左手之于右手，为获得更大的利益，绝不会提前把必须的投资吃掉；而既然左、右都是自己的，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自己不但不会这么做，也不能允许别人这么做。因为，你这么做，等于在割我的肉。

关卓凡看来，办企业，可商办，可官办，但万万不可“官督商办”，这等于官商勾结，一起挖国家的墙角。

商办不消说了；这官办，需要找到极有操守、极有能力的人来主持。

不论商办、官办，或者说，不论“私有”还是“公有”，关卓凡以为，像中国这种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必须“计划经济”。

工业化早期，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原始积累，需要引导甚至强迫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重工业里面，此非“计划经济”不能办。“公有”固如此，“私有”亦然。原时空的日本、韩国，在其工业化形成和所谓“经济起飞”阶段，莫不如是。

“计划经济”的实施，需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以做保障。像现在的朝廷，名义上君主乾纲独断，其实是几架马车勉强拼在一起拉货，随便一个所谓清流的折子都可能打消一项重大国策，是根本没有能力保障“计划经济”的实施的。

而中国守旧力量无比强大，连“地球是圆的”都无法想象，不可指望通过辩论、讲道理神马的来说服他们支持改革，只能硬干，反对者须以铁血手段清除，这个也非高度集权不能行的。

比如修铁路、架电报线，难道非得辩清楚这些个东西不会“妨地气、害神元”才办得？

那还能办成什么事？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关卓凡认为，“流血”没错，但可怜的谭嗣同把话说反了，要流的，应该是反对变法者的血。

为此，关卓凡甚至不排除发动一场规模适度的内战。

至于“启发民智”什么的，根本缓不济急。宣传很重要，但以中国之现状，所谓宣传只能自上而下强行灌输，指望自下而上形成足以影响大局的舆论，完全与虎谋皮；民间自发的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宣传，死水微澜，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这些，都需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工业化一定会动中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地主和士绅阶级的奶酪的。

两汉以来，这个阶级才是中国两千年来的真正的统治阶级，皇帝不过是他们的一个代言人。

清朝后期，支持爱新觉罗家族为核心的满洲贵族集团的统治的主要力量，已经不是旗人，而是汉族的士绅和地主阶层。这一点，慈禧和恭王，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当满清贵族集团可以代表汉族地主士绅利益，爱新觉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