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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安、科尔森和埃利希曼匆促地举行了一次作战会议，讨论他们应该给亨特出些什么点子。据迪安说，埃利希曼提出，应该叫亨特出国去。迪安打了电话，随后又担心起来。他问另外两人，由白宫发出这样的命令，是否得策？“为什么不得策？”埃利希曼答道，“他又不是逃犯。”但是科尔森同意迪安的意见，又打个电话，撤销那个指示。不过亨特反正已决定要逃跑。他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一空，只留下一个空酒瓶和几片利眠宁，然后飞往加利福尼亚，躲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一直到他再也顶不住压力出来投案为止。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追踪他。他们已经找到了利迪，他因拒绝同他们谈话而引起怀疑。米切尔也就因此把他解雇了，他这样做好像是耍两面派，但是利迪心里当然明白；他对马格鲁德和迪安讲过，他“闯了大祸”，并说：“我是个好兵，永远不会招供的。”还说：“如果有人要在街上枪杀我，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同时，总统的一些部下却伤透了脑筋，他们要洗刷亨特与自己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亨特一直还列在白宫雇员名单上。迪安安排人把行政办公大楼552号房间里亨特的保险柜给清出来。一名助手把柜里的东西交给他：一个黑色公事包和一个纸箱子，纸箱内除别的东西外，还有四个步话机，一个催泪性毒气罐，四副手枪带，伪造的国务院1963年发到越南的电报（这是他试图说服《生活》杂志使它相信这些伪造电文的证据），一个装着五角大楼文件的公文夹，中央情报局搞的埃尔斯伯格简介，以及亨特关于查帕奎迪克岛的报告。迪安看了一眼这堆离奇古怪的东西，倒抽了一口冷气说：“真是一堆破垃圾！”

同时，米切尔在加利福尼亚州匆匆发表了一项声明，想把麦科德的事解释过去，他说麦科德：

『……是一家私营搞保卫工作的机构的老板，几个月前受我们委员会的雇用，协助装置我们的安全系统。据我们了解，他同不少主顾有来往，其中的关系我们并不了解。我们需要着重讲明的是，此人以及其他那几个人的活动既不是为我们干的，也不是经我们同意的。那些报道使我感到震惊。在我们的竞选运动和选举过程中，是没有这类活动的地位的，我们决不会容许或纵容这类活动。』

知道这是说谎的人中，有米切尔的妻子。米切尔星期一回华盛顿时，劝说他的妻子待在洛杉矶，在那里，她后来说，她受到接替鲍德温做她保镖的人的监视，活像一名“政治犯”。据她说，她有一次给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通电话，说“他们不让我讲话”时，这个保镖把电话线从墙上拉断了，还将她按倒，让另一人个在她屁股上打了一针镇静剂。尽管如此，他们仍无法使马莎·米切尔保持沉默。三天以后，她再次给记者打电话说：“我不能容忍这一切卑鄙事情。”马莎的话可以写条很精彩的消息，但是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信她的，倒是接受了官方的说法，那就是说，政府对这些卑鄙事情是一无所知的。星期二上午，前广告商、现任理查德·尼克松的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就提出了官方的说法。他满脸轻蔑的神态，甚至拒绝对米切尔的声明再作任何补充。齐格勒说：“我不打算代表白宫就一件三等窃案发表评论。这不是什么属于政治范围内的事。”可是，《华盛顿邮报》少数几个记者一个劲儿地抓住这件事，齐格勒却又终于代表白宫发表评论了。他说：“我瞧不起《华盛顿邮报》搞的那种新闻报道，那种下等的新闻报道。”米切尔在提到这家报纸的发行人时，对该报的一名记者说：“卡蒂·格雷厄姆看来会让人把她的奶头塞进挤奶器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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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接下去的竞选运动中，尼克松越来越稳操胜券。初期的预测曾表明胜负不分。后来，到了夏末，总统一路领先，最后所有的民意测验都表明他将得到60％左右的选票。从那以后，便谁也远远追不上他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经费充足的有利条件——它有6000万元，而民主党只有2500万——对选举结果实际并未起什么作用。水门窃听更无关紧要。四年前，他在抗议越南战争的浪潮高涨时当选。此后他便似乎全力去结束战争，而在他这样做时，那里已有大约1。7万个美国人丧了命，但是到1972年初，他已将投入越南的美军从54。95万人裁减到13。9万人；五角大楼的每周伤亡人数表，在他进入白宫时，一般在三百名左右，到1972年9月21日，表上的数字便将是零，而且一直维持在近于零的数字上。尼克松是个政治动物，他自会抓紧时机利用这一点以及出现的其他机会。例如，在佛罗里达州民主党预选中，乔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