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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了一位参议员和州议会的半数议员，还选出了年青的沃伦·马格纳森为金县检察官。拉福莱特兄弟俩在威斯康星州也旗开得胜，分别当选为参议员和州长；威斯康星州在众议院有十个议席，他们的支持者还占了七席。身材魁伟的弗洛伊德·B。奥尔森坐在明尼苏达州议会大楼里，向记者们不客气地说，“一点没错，我是个激进派。你们不妨说，我激进得要命！”此外还有那个作风奇特，无人可以比拟的菲奥雷洛·拉瓜迪亚现在也当上纽约市长了。

拉瓜迪亚说，“纽约的生活往往是一天接着一天，沉闷单调，而其实是可以做到生气勃勃，兴奋刺激，奇遇无穷的。”在这位身高只有五英尺二英寸，性好花样百出的市长的领导下，纽约的生活便变成了轻歌剧中的奇遇了。他头戴黑色宽边呢帽，大声发号施令，嗓音刺耳难听，办事乾脆利落，劲头赛过海盗。他宣誓就职之后才一分钟，就下令逮捕著名恶棍“幸运儿”卢西亚诺。他利用本市的建设局、消防队、卫生局的力量来支持罢工的侍役。有一次，洗衣店老板们请市长在工资过低引起的纠纷中保持中立，拉瓜迪亚不动声色，拿起电话就命令自来水厂停止向所有洗衣店供水，以示市政当局对双方不偏不倚。（于是老板们马上解决了纠纷。）他统治曼哈顿区，好象个苏格兰乡绅，警察抓人，他亲目领队；他事前不通知一声，就突如其来主持处理即决案件的夜间刑庭；电台播音，他给儿童朗读连环画故事：消防队救火，他头戴大号钢盔，站在飞驰的救火车后身。拉瓜迪亚的战歌是《谁怕大恶狼？》他好做惊人的事，甚至荒唐可笑的事，因此有时掩盖了他提倡社会主义的实质，但是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主张和取得的成效。

当选的激进派跟新政派携手合作，可是死抱住“理论”的左派却保持了距离。《新共和》周刊把马克思主义和罗斯福所做的试验对比一下，断然说“中间道路走不通”。当特格韦尔很得意地说政府厌恶“盲目的理论”时，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报纸那位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编辑詹姆斯·韦克斯勒却写道，新政派需要的正是理论！热烈赞同韦克斯勒的意见的有I。F。斯通和马克斯·勒纳。赫伯特·马库斯提出“宽容要看对象”这个口号来鼓动新左派之前三十多年，林肯·斯蒂芬斯就早已说过，“关于自由，不要有糊涂观念。……我们自己要有自由，可是不能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自由。”《新群众》杂志的语言更富于马库斯的色彩：“对于法西斯主义者、滥用私刑者和一切利用民主权利来骗取群众支持反动派的人，我们不能给予民主权利。”

汤姆·沃尔夫那时才三岁，他后来为《纽约杂志》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谈“激进派时髦”。沃尔夫写这篇东西指的是伦纳德·伯恩斯坦和黑豹党，但是这个风气在三十年代中期也很盛行。苏联特务赫蒂·马辛在国务院的社会名流中有不少热心的门徒，其中有一个竟站在林肯纪念碑石阶上用俄语向她高唱《国际歌》，使她又惊又喜。正如巴德·舒尔伯格后来在他的小说《大梦初醒》里边所说，二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连面型都改变了。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式“油头扮面、穿着箭牌衬衫的公子哥儿，眉请目秀，面型好象第二流肖像画那样对称，鼻梁笔直，下巴当中有一道沟，深色头发整整齐齐地在当中分开，向后梳上去，涂上凡士林或者司丹康发蜡，把它弄得服服帖帖”，可是现在已由另一种样子代替了：骨骼粗大，头发篷松，象个斯拉夫人，这是无产阶级的形象。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如果你在某些鸡尾酒会上留神听人家说话，“你会听到一个在极其优裕的环境中受到高贵教养的文艺评论家竟把自己说成是个无产者，坚决无比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在纽约市八十儿号街北头那些幽静雅致住宅区的宴会上，凡是最近访问过东十二号街三十五号共产党总部的人，准会成为所有艺术家最注意的目标。如果他有了几分醉意，放声唱起豪情满怀的歌来，总会有不少同志的声音跟他一起唱：

『这样的一天总会到来：

USA再加上一个S，

变成美利坚苏维埃。

土地归农民所有，

工人是工厂的主人，

我们拿握了大权，

U　S　A变成U　S　S　A。』

左派的威胁虽然有声有色，但是有点荒诞不经；右派的威胁刚露苗头，可是潜力可能更大。在1934年中期选举即将举行的时候，批评新政最多的是工商界。本来，在罗斯福当政开头那一百天期间，工商界多数都表示同意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