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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武士、慷慨豪侠的主人和领袖人物。有趣的是石碑上的五个兄弟是在地球上完全不同的地方阵亡的。而俄国人则在他们的史书中吹嘘道：“斯拉夫人及其邻近的各族人民曾多次起义反抗者并赶走了他们。”

这些瑞典海盗们常常组成以部落首领（有时就是一般的军事首领）为核心的武装远征队，或三五成群或合兵一处浩浩荡荡沿河劫掠。抢的东西多了，便在“从瓦利亚基人到希腊人之路”的要冲之处筑城建堡，向周围的斯拉夫居民征收贡赋。他们把大城镇放在权力很大的代表的管辖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有越来越多的城镇落入瑞典人的掌握之中；或者有时候干脆把当地的斯拉夫王公干掉，自己取而代之。例如9世纪中叶的瑞典殖民冒险家留里克就在诺夫哥罗德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后来统治诺夫哥罗德的奥列格王公沿第聂伯河南下征服克里维奇人接着占领基辅城，杀死了当地的统治者阿斯科利德，再征服四周的德列夫利安人、塞维利安人、拉基米奇人，于是便控制了全第聂伯河沿岸的斯拉夫人地区。这个以基辅为中心的公国就称为“罗斯”，习惯上称为“基辅罗斯”。也是后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前身。据考证，瑞典东海岸有一个居民区名叫罗登，今名罗斯拉根。在古代斯拉夫人的《奈斯特编年史》中把瑞典人称做“罗斯人”，即渊源于此。这一词根也包含在“俄罗斯”一词中。芬兰语中把瑞典称做“Ruotsi”，无疑也渊源于此。冰岛文学中还称瑞典为Svithiod，这个词则渊源于北欧人对俄罗斯境内罗斯人所统治地区的称呼——大Svithiod。诺夫哥罗德一词据认为也来源于瑞典语。俄语里称城市为gorod，gorod就是从瑞典语里gard一字演变来的。由此可见。瑞典不但是俄罗斯的征服者也是俄罗斯的创建者。此处需要指明的是，也许是出于民族自尊心的需要，一些前苏联史学家坚决否认“罗斯”一词滥觞于瑞典海盗。他们认为，“罗斯”这个词早在公元6世纪就有了，它源于东斯拉夫人所占据的“南方地区”，是当地斯拉夫人的称谓（以前苏联史学泰斗安·米·潘克拉脱娃为代表）。据笔者来看，此举明显是想和北方的瑞典人划清界限。但不管怎么说。早在古代斯拉夫人的《奈斯特编年史》中就已承认是瑞典人把先进文明带到了俄罗斯，是他们带来了“法制和秩序”。也是因为瑞典的入侵和殖民，才使古斯拉夫民族觉醒，走向国家文明的发展道路。才最终产生了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可惜的是由于“这帮瓦利亚基人”征服者在俄罗斯地区人数很少，加之文化生活文明（不包括战争文明和国家组织文明）并不比斯拉夫人高多少，因此很快就被斯拉夫人给彻底同化了。对此，安·米·潘克拉脱娃的得意之形跃于纸上：“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农业、航海业和军事等方面都没有什么地位。瓦利亚基人的部队都由当地的斯拉夫军人来补充。基于上述原因，瓦利亚基人很快就斯拉夫化了：10世纪初，他们就已经运用斯拉夫语，崇拜斯拉夫诸神。”而《瑞典史》作者安德森也无可奈何地哀叹道：“自从‘罗斯人’第一次踏上俄罗斯土地，差不多已经过了二百年；到了这时，他们的人数很少的居民已经融化在众多的俄罗斯人口中；他们和本国的联系已经断绝，或者削弱了……到这时候，俄罗斯境内的‘罗斯’人已经被周围的环境所同化，虽然其中有些占统治地位的家族依旧同瑞典保持了较长时间的联系。”

瑞典对东斯拉夫地区的殖民化失败以及殖民者被被殖民者同化的事实宣告了两个民族间、两个地区间的统一和融合尝试的失败。我们不难设想，如果当时东斯拉夫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化获得成功，瑞典和俄罗斯或许会走上合众为一国的道路，但是事实无情地说明以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殖民化统治并不是实现这一方案的明智之举。殖民者要么被驱逐，要么被同化。从此战争不可避免地在这两个民族国家之间持续下去。世世代代，鲜有宁日。

9世纪时，东斯拉夫人的经济和社会有了进一步发展。东斯拉夫人居住的第聂伯河及其支流地区有两条重要商道通过。“从瓦里亚基人到希腊人之路”连接了波罗的海和黑海，使他们同拜占庭的关系得到发展；伏尔加商道则沟通了他们与东方各民族的联系。第聂伯河是东斯拉夫人主要的经济命脉，把他们带入了当时的世界贸易之中，不仅使他们从过境贸易中获益，也促使他们开发自己生活地区的自然资源。东斯拉夫人大多居住在俄罗斯平原的森林地带，在进行农耕的同时，他们加强了对森林的开发利用，毛皮、蜂蜜、蜂蜡等森林产品成为主要的输出产品。

在东斯拉夫人居住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