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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三名电子专家，一伙日本恐怖分子在特拉维夫的利达机场杀害了26位旅客，“黑九月”团体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慕尼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干掉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还有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残杀，死了469人。此外，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日本的川端康成，效法三岛由纪夫自杀身亡。三岛由纪夫是他的一位年轻同行，为了抗议西方对日本的影响，按照古老的切腹仪式自杀，取出内脏，并由一位密友割下他的首级。

对于海外这种不光彩事件的日益增长，美国人并没有理由感到欣慰。达拉斯的李·哈维·奥斯瓦德在60年代便首先向他的同胞们表明，像他那样胆大包天的杀人犯，才是引人注目的。在美国，步其后尘的人中，有洛杉矶的锡尔汗·锡尔汗、奥斯汀钟楼的查尔斯·惠特曼，以及在亚利桑那州梅萨美容学校杀人肢解的罗伯特·本杰明·史密斯。1972年，另一些怀有类似动机的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暴徒“疯狂的乔”·盖洛，在纽约的小意大利被人枪杀。他的妹妹告诉记者说：“他改变了他的形象，这便是发生这件事的原因。”乔治·杰克逊在索尔代德监狱的两个同伴，在一名看守死亡的案件中被宣判无罪，安吉拉·戴维斯也设法将此事搞成宣传上的一次胜利；她说：“这件事妙极了。”12月29日，《生活》杂志停刊，关闭了一条巨大的宣传渠道，这在某些政客看来简直是如丧考妣。四星空军上将约翰·拉维尔，因擅自下令轰炸北越而受到申斥，并受到降级处分，因而他的名字曾累见于报纸上，而现在他的名字却开始出现在参考书上了。最令人难忘的是阿瑟·赫尔曼·布雷默，他于总统预选前夕，在马里兰州劳雷尔的市场中心枪击乔治·华莱士。在押往监狱的途中，布雷默竟问警官：“我要写出回忆录来，你看能捞多少钱？”

当这类犯罪行为已变得平淡无奇时，一些美国人在那一年又另辟了耸人听闻的新途径。有两起有关治安的案件很值得注意，因为它们与索尔代德、盖洛和华莱士案件不同，显示出作案人或起诉人均具有非凡的想像力。一件是一伙强盗在空中劫持了南方航空公司的DC9喷气机，他们采取了极其不同寻常的勒索办法，威胁说，若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便将让飞机直撞进橡树岭核研究工厂里去。虽然飞机的轮胎已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开枪打瘪了，空中强盗在查塔努加机场还是把200万元拿到手，最后降落在哈瓦那。一到那里，他们便同他们的许多先辈一样，大失所望地发现他们被古巴人逮捕，全部赃款都被没收了。另一事件是埃德加·胡佛引起的，他控告和平人士正在策划绑架亨利·基辛格和炸毁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地下给首都所有联邦建筑物供暖的热气管道。六名天主教徒和一名穆斯林被控密谋肇事而受审讯。政府最后败诉，九个月后，两名被告，神父菲利普·贝里根和修女伊丽莎白·麦卡利斯特结婚，而使他们各自所属的圣约瑟夫协会和圣玛利圣心会的教友们大为震惊。

在传统的教会工作者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虔敬行为方面表现得更荒唐的，是“耶稣的子民”，也被称做“耶稣迷”或“马路基督徒”。实际上，他们代表着青年运动的最新阶段，这一运动经过垮掉的一代演化到了嬉皮士，现在又在追求新的刺激了。“耶稣，我可曾为耶稣沉醉！”是他们用作号召的口号之一。三年前，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一种反文化的形成》一书中，称青年运动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宗教倾向。他指的是禅宗和一些更加古怪的教派；那时，基督教被认为是不可救药地墨守成规和拥护既有权力体制的宗教。可是，现在这些信徒们都挂着基督受难像，穿着基督受难式的短袖圆领汗衫——模仿百事可乐广告上的打油诗，他们有一个口号是：“耶稣的恩情没有底，你自会越活越有趣。”他们建立了一些名叫“上帝之爱”、“天国旅店”和“灵魂旅店”的群居村，参加耶稣摇滚舞音乐会和基督徒夜总会，致使有些父母甚至怀念过去孩子沉溺于老式大麻的时代。

由于各大学在1972年几乎继续保持平静的局面，和平战士谈到宣传方面的失败，而州立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则颇为欣慰；纳税人以一边倒的票数否决了发行学校公债。尼克松总统的新闻办公室宣布，总统用色彩鲜明的词句“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他曾说，他计划在戴维营多待一些时候，因为“我觉得在这里的高山顶上，能使我更易于高屋建瓴地工作”。11月1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引人注目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在收盘时达到1006。6，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一千（虽然当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