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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黑人的正义事业。这也不可能从此终止已在实施中的争取黑人进步的种种计划。在那同一个月，在密西西比州费耶特进行了六个月的抵制白人商业的运动，以费耶特的各商店雇用黑人职工而胜利结束，同时还关闭了专供有色人种使用的加油站厕所，并录用了一批黑人警察和副警长。在12个月里三次被选入佐治亚州议会的朱利安·邦德，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命令，终于就职了。在塞尔马，吉姆·克拉克县警长由于他的职务需要经过选举，悄悄收起了他的刻着“决不”字样的小圆徽章。但这也无补于事，当根据他反对过的选举法令登记的黑人选民参加投票时，他落选了。

过去，几个黑人得志，全体黑人都感到心满意足。整个种族会因为这少数人的成就而自豪。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卡迈克尔引用的一位黑人妇女那年9月讲的一句话，是颇有代表性的：“拉尔夫·本奇吃的饭，饱不了我的肚子。”开电梯的工人和日挣三元的棉花采摘工也要求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些激进分子进行斗争的方法，是绝对不现实的。黑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1％。侈谈黑人革命——1966年已经谈得不少了——是愚蠢的，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提出要求黑人抵制取消种族隔离，则更属荒谬。

菲利普·伦道夫，震惊于贫民窟的黑人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对抗，在9月竟说：“街头的进军和示威活动已成强弩之末，现在应该结束了。”他提出一个新的办法：“从街头转到会议桌上去。”10月，他本人、威金斯、扬、拉斯廷和从事民权斗争的三名其他的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声明，批判了暴力、暴乱和哗众取宠，并做出结论说：“我们不仅欢迎，而且我们要求美国白人的充分合作。”马丁·路德·金一方面在原则上表示赞同，同时又不肯签字，因为他不想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认为，那些争取黑人权力的发言人，是“肯定地和不可挽回地犯了错误”。

卡迈克尔一度采取调和的路线，把黑人权力重新解释为：“黑人团结起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来选出自己的代表，或迫使他们的代表说出他们的要求……对他们说：‘瞧，伙计，除非你向我们提供多少学校、医院、操场和职业，我们就不会投你的票。’”但他并没有坚持下去。不久，他就不停地告诉他的听众，“如果我们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我们就要把这个国家搞得稀巴烂。”他还号召黑人“用任何必要的武器为解放而战。”在亚拉巴马州的普拉特维尔，他说：“我们来到这里要把这个城镇搞个稀巴烂，我们一定要把它搞个稀巴烂。”他把约翰逊总统叫做“蛮子”、“小丑”、“说谎的人”。他愈益强烈地表明，他和黑豹党人是完全一致的，黑豹党的口号——“权力属于人民”意味着权力属于黑人，而不是属于别的任何人。接着，就像丹东被罗伯斯庇尔接替了职务一样，卡迈克尔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被一名更加激烈的种族主义分子拉普·布朗所代替。当辛辛那提的大部分商业区在恐怖的五天五夜里，被自制燃烧瓶搞得烈焰四起的时候，布朗对记者说，“在这些野蛮的白狗子警察滚开之前”，这里决不会出现和平的局面。接着他说：“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已经宣了战。”

在1966年的选举中，起着强烈的反作用的投票是对于要求黑人权力的一个反应。另一个反应是诸如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之流敏感的政客转变立场。德克森在1964年和1965年，曾经把民权立法作为“合乎时宜的主张”加以支持，但是，他却以1966年法案包含有第四条（“住房不受歧视”条款），而嘲笑它是“一包祸害”，因此使它未能通过。令人奇怪的是，对这些新的好斗分子采取极力批判态度的，却是一家英国的期刊——伦敦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说：“这些‘领袖’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可怕的法西斯式的人物。”这家期刊嘲笑“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些人“令人感到侮辱地互相转告，美国黑人中间普遍存在的反对白人的情绪，与1943年法国人反对德国人的情绪是相似的。”并说：“抢劫和侮辱白人妇女在过去一直被某些积极分子视为一种‘黑人革命的近乎高尚的行为’。”这杂志还预言说：“美国人民对于这种放肆的暴行所采取的暂时的很不平常的容忍态度，几乎必然要变成白人严厉的不容忍态度。”

与此同时，黑人种族主义分子越来越耀武扬威。黑豹党人在富裕的城市自由派人士中，越来越获得汤姆·沃尔夫尖刻地称之为“激进时髦”的声誉，而那些劣迹昭著的罪犯过去只在警方的案卷中出现，现在却被当做对人类困境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