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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一个好印象，可是孩子却不懂得这个。

上学时，孩子带个“杰作”牌纸本子（封面印着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画），在上面吃力地抄写作业，所用的是笔画粗、线条圆的帕尔默式字体。课室里的座位常常是按学生姓名字母排列的。学校里至少有一间课室的墙上有庞贝古城【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被毁。——译者】遗迹蚀刻画或者古罗马恺撒的半身塑像。正如里斯曼所说的，这些东西“表明学校的装饰对于儿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干的。”课本中有些课文，今天读起来倒挺有意思。少年时代的林登·约翰逊在地理课本里读过这些话：

『法属印度支那的气候和居民的特性都类似暹罗。森林覆盖的山上盛产贵重的柚木和硬木，河谷则遍种稻谷。其他产品有蚕丝、棉花、茶叶和香料，还有绵延的地下煤层。』

公民课有个课本这样说：

『一个孩子如果不听话，一辈子都要吃亏。小时在家里不听话，长大后就不会遵守国家的法律，虽然他也参加选举，选出了制定法律的人。研究我国政体的男女青年很快就会发现：在民主国家里，服从政府命令，跟在君主国家一样，都是必要的。』

在托马斯·马歇尔教授新著的那本被广泛采用的《美国史》（1930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中，有如下一段话：

『奴隶：尽管黑人是奴隶，他们在种植园时代通常很快活。他们喜欢跟别人在一起，喜欢唱歌、跳舞、说说笑笑，喜欢鲜艳的颜色，如果头上裹上了一块红色或黄色的印花大手帕，就扬扬得意。他很想得到人家的夸奖，对于仁慈的主人或监工总是忠心耿耿。他总是慢吞吞的，什么事都想拖到明天才动手。大多数种植园主认识到，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不是用皮鞭打，而是重视奴隶，善待奴隶，奖励奴隶，这样就能博得他们的一片忠诚。』

但是脱离现实的作风还不限于此。30年代的各地学校里——有几年连首都的学校也如此，老师们是不准提到苏联的。地图上的俄国所在地是空着的，不加任何标志，就像非洲那些“没勘探过”的地区一样。每天上学，首先要向国旗表忠心，并作基督教式的祈祷，信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也一律参加。1932年的人常常意识到有个上帝，而上帝又有点像道学先生。当年10月，《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评论厄尔·卡罗尔的《虚荣》，说是有伤风化。戏剧家卡罗尔也跟小说家厄斯金·考德威尔一样可恶，使《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简直无法容忍。卢斯说：“卡罗尔先生的滑稽对话几近诲淫，在剧坛上早已首屈一指。丑角米尔顿·伯利的表演，乱喊乱闹，粗俗之至。有的观众看见了就脸红，有的却哄堂大笑。伯利模仿着不男不女的声调，谈论女演员们的屁股，对着扩音器大声说了不少下流话，似乎觉得这样才开心。”伯利特别高兴而《时代》周刊又特别生气的是，合唱队有些女演员的奶罩竟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区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夜复一夜》塑造了玛夷·韦斯特和乔治·拉斐特两个人物形象。乔治在同一个朋友谈话时说：“上帝，多么漂亮的‘宝石’啊！”玛夷回答：“亲爱的，上帝与‘它’无关。”当时，所有那些独揽大权的人，包括威尔·霍·海斯，都在观望这种变化。在巴斯拜·伯克利创作的音乐《四十二街》中，演唱这首音乐的合唱团的一个女孩说：“恐怕我要‘传播’。”第二位说：“在你左边的第一个‘门’。”前者又说：“不，在我的‘袜子里’。”这样无耻淫荡之事并不是比比皆是。对青少年来说，性教育在所有的科目中是最禁忌的。像神话故事中的魔鬼和经常旷工的职员一样，每当新一年的第一天，他们往往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而不到一周，又会故态复萌。在性报道的处理方面，几乎是在使巨大的犯罪心理得到解脱。每个青春发育期的男孩都知道，手淫会使人精神萎靡不振，久之，会导致性无能，就如俗话所说：“手掌上长出了头发。”

姑娘们也操心得很。她们怕在学校里被称为“骚货”、“破鞋”。由于青年人的社会主要是男系中心，她们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很少人请姑娘们去骑自行车兜圈子，跟她们交换钢弹珠或者橡胶糖画片，讨论克利夫兰市的全国航空比赛，玩“插小刀”、“占山头”、“夺大旗”、“抓逃学”（除非她们是自己的姐妹或者顽皮的姑娘）等等游戏。有时，男孩和女孩可能不大自然地交谈一下，评论伊帕纳民间歌唱团、克利科特俱乐部爱斯基摩歌唱团、两洋吉卜赛歌唱团的优劣。可是每年到了7月4日这个国庆日，男孩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