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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则情况好转，批评总统的人并不以为有什么了不起。叫嚷最厉害的那些人，早已不再认其探讨当前情况，却只管闭起眼睛专事诋毁总统。发表4月份要求拨款的炉边谈话后一周，总统对这些人士嘲弄了一番。他抨击大企业，说他们操纵“别人的钱财、别人的劳动、别人的生活”。果然这帮人唾沫四溅，立即上钩，活象巴甫洛夫那群狗一样。凯恩斯认为这样招惹对方未免孩子气。在2月1日来信中，他已经对总统就资本家的心理状态提出看法。他说，企业家不是张牙舞爪的野兽，“虽说豢养不当，也未经驯服，但他们本性还是属于家畜一类。”

凯恩斯这项劝告，罗斯福收到后连信也未回。让这个英国人坚持己见去；罗斯福自己才是熟谙舆论的头号里手，他才不打算向死敌伸出橄榄枝呢！而且不管怎么说，总统同美国企业界的争吵已经势成水火，和解无望了。双方都话说得太多，白眼相向太久，咒骂太凶了，怨毒太深了。

威拉德·M。基普林格是那时畅销企业界的每周新闻筒报的编者，他后来说，自1934年3月1日起，富豪们就对政府产生反感了。到了9月，《时代》周刊发现，“企业界对新政私下冷嘲热讽、百般指摘，几乎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可是总统人望太高，还不敢公开攻击他，更不要说诋毁他的家属了。

有产阶级这时既已从1933年初的恐慌中脱出身来，他们发现罗斯福所谓“复兴”原来并非要回复“新时代”的繁荣，于是反感更甚。罗斯福要改变局面，可是尽管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学校，来往于上层社会，他要变革的却不会有利于有钱的人，而要造福于受压迫者。企业界一致认为，罗斯福老是谈论什么“被遗忘的人”，这只有助长社会动乱。于是，《美国新闻》由戴维·劳伦斯署名，《纽约先驱论坛报》由马克·沙利文署名、《巴尔的摩太阳报》由弗兰克·K。肯特署名，先后开辟专栏载文抨击新政。《星期六晚邮报》更是专门容纳一批作者，大叫今不如昔。《晚邮报》有个主笔愤愤然写道，“说什么美国企业界领导失算，其实不如说全世界都失算了。”这个刊物还发表文章为雇用童工极力辩护，硬说“对美国孩子进行发家致富的启蒙教育，最好的办法是从小让他千活。”后来卡特·格拉斯也议论新政派说“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年），曾任美国总统（1801－1809年），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译者】是不会理睬这帮子人的！”由之可见，反对罗斯福，是个阶级路线问题，不是什么党派之争的问题。

1936年大选的结果说明，攻击罗斯福产生了反效果。可是攻击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越来越恶毒，并且转入地下，分散到韦斯切斯特县、奥林奇县、格罗斯地角、迈阿密海滩、布鲁克莱恩、隆梅多，在格林威治、谢克海茨，斯科茨代尔、凯尼尔沃思、温内特卡，在华尔街、斯台特街、栗树街、拉萨尔街等游览地、高级住宅区和工商业中心。有些攻击，采取比较轻松的形式，倒也有趣。例如有的说，有个精神病学家死后上天堂，马上被送去给上帝治病，“因为上帝害了自大狂，以为自己是罗斯福。”又有的说，“为什么工程兴办署的工作人员很象所罗门王呢？因为他随意挑选对象，遂即上床睡觉。”彼得·阿诺画了一幅漫画，画着一群衣饰过分华丽的富豪要到“穷奢戏院”，去“喝罗斯福的倒采”，罗斯福看了，批上一个“高”字。

可是三十年代后期上层和中上层人士的俱乐部和家庭里流传的反罗斯福的污言秽语，一点也不“高明”。这些人好象深知内幕，彼此相告，说什么，当然啦，华盛顿谁也知道，“那个家伙”从老婆埃莉诺那里染上了淋病。（他老婆又是从一个黑人那里染上的。）“罗斯福染上花柳病，快翘辫子了，所以埃莉诺才跑到全国各地去偷汉子。他一死，老婆就打算把美国交给俄国人，自己则到莫斯科去学那克里姆林宫秘传的房中术。罗斯福的大儿子詹姆斯大概还要留下，他惯于推销保险，敲老实商人的竹杠，吃得肥头大耳。”

1950年，约翰·根室写道：“现在人们往往忘了，当时反对罗斯福的流言蜚语反映的阴暗敌对情绪，对他造谣中伤又是多么阴险毒辣。……人们忘了，三十年代后期那些‘上流’乡村俱乐部是一种什么气氛，银行家的午餐会上有些什么骇人听闻的谈论，以及名流贵妇在宴会上怎样嘀嘀咕咕地恶毒诋毁。”当时有的陆军军官，身穿军装，居然拒绝为美国总统的健康干杯。在那些镶有红木板璧的市内俱乐部里，有些老头子争相诅咒，竟说：“罗斯福不过是另一个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