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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福在劳工运动中的新盟友开火。他攻击美国劳工联合会，建议政府学学意大利和德国的榜样，用命令解决劳资纠纷。雷蒙德·格拉姆·斯温指出，库格林要用的“解决劳工问题的方法是法西斯的方法。”

库格林得到了底特律主教迈克尔·加拉格尔的支持，还声称教皇庇护十一世也支持他。不错，教皇说过，“圣教的每一个教士都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为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但是教皇的喉舌《罗马观察报》特别指出，教皇所说的社会正义并不是王家橡树那位神父所鼓吹的那种社会正义。波士顿枢机主教威廉·奥康内尔还指摘库格林“向穷人散播蛊惑人心的言论”。这时这位广播神父由于势力很大，态度已经开始狂妄起来。他对教会里的上级人物说，他那个杂志是私人办的，他们无权过问。现在任何人冒犯了他，都要吃苦头。拉瓜迪亚批评希特勒，圣殿教堂就发给他“恶意奖”，说是“故意引起国际的不和”。谁要是自由派，他就说这人是共产党。他对信徒们说，美国各工会都是由莫斯科背后操纵的。忠实教徒必须“想基督教徒之所想，做基督教徒之所做，买基督教徒之所买的东西”，并且提防全世界的犹太人。“如果你要说我煽动人家，那就那样说吧。我就是要煽动。可是可以肯定，我们要战斗下去，而且要战胜。”

1935年初，库格林发表了他那个全国社会正义同盟的极权主义纲领。纲领的第一点就定下了基调：他要求“良心自由和教育自由”，但不要求言论自由——有了言论自由，他那个“广播同盟”就完蛋了——除非由他来管理国家，而这大概就是他心中的目标。同时他又同罗斯福公开决裂了。新政这时成了“犹太人的政纲”。总统成了“撒慌的人”，“反对上帝的”。有一次他在辛辛那提市演讲，还主张“用枪弹”消灭罗斯福。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是个天主教徒，又是欧洲铁腕人物的崇拜者，可是这话连他听了也觉得太过分了。佩格勒在专栏文章中写道，联邦政府调查颠覆活动的人员对待库格林，早就应该采取对待厄尔·白劳德的办法，不应该畏首畏尾，“生怕他会叫嚷要发动一场什么圣战”。

可是迪林夫人并不觉得这话太过分；在这位夫人所列的有势力的共产党人名单中，竟有博拉参议员、蒋介石、埃莉诺·罗斯福、H。L。门肯和圣雄甘地等人。这话也没有使詹姆斯·特鲁不高兴，这位先生是“灭犹棒”（专利证2，026，077）的发明者，那是一根短而圆的棍子，分大小两种，小的供妇女使用。这话也没有使街头鼓吹纳粹主义的乔·麦克威廉斯或极右派知识分子劳伦斯·丹尼斯不高兴。最耐人寻味的是赫斯特报系，他们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赫斯特公开说：“凡是你听到一位出名的美国人被人叫做‘法西斯分子’，你往往可以断定，这人不过是捍卫美国精神的忠诚公民。”自1934年11月起，赫斯特就派了好些记者伪装学生到各大学教室中去，引诱教师们发表一些不落俗套的言论。他说，并没有谁要改变美国的经济制度。要说有，那只有“少数不可救药的不满分子，没有脑筋的大学生和思想混乱的教授而已。”

经常阅读和收听煽动性的言论的人既然有好几千万，有的受了影响，闹起事来，是不足为奇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指出，自1934年6月至1935年6月，“严重侵犯公民自由的案件在种类上和数量上都多于”世界大战以后的任何一年，而且他们这个纪录还是不完整的，因为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切宪法上的保证早已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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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库格林神父是大萧条时期极端派的宣传部长，参议员休伊·皮尔斯·朗格则是大家公认的极端派领袖。广播神父有听众，但是他所宣讲的是虚无主义。他们的盟友汤森博士有一千万追随者，但是他不懂得如何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朗格可是本领最高强的政客，他具备了一切条件：有选民，有政纲，而且本能地懂得该在何时夺权和如何夺权。只有他这个政敌使罗斯福真的害怕。

关于朗格的传说，已经写进了两本著名的小说里。一本是约翰·多斯帕素斯的《天字第一号》，一本是罗伯特·佩恩·沃伦的《普天之下莫非臣民》。至于他的生平事实，至少也跟小说同样地动人。他是在温教区一间小木头房子里出生的，家乡是贫民区，他跟其他穷小子唯一不同之处是独具天才。他以推销“烤得灵”煎油起家，顾客是那些穿背带工装裤的汉子和穿花布衫裙的女人。这些人到死都信仰他。他只花八个月的工夫就修完了杜伦大学法科三年的课程，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特许他执律师业，那时他才二十一岁，这是杜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