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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

卡斯韦尔的主要条件似乎是他并不富裕，因此他不会象海恩斯沃思一样，被指责在公司案件的裁决中，牵涉到个人利害冲突。不幸他有其他一些不利条件。一个记者在卡斯韦尔1948年的一篇演说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种族隔离是正当的，而且是我国唯一切实可行而正确的生活方式。”一听到这句引言，被提名者就说这话是“可恶而应受谴责的”。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管怎样仍然反对他。接着，查明卡斯韦尔曾积极参与不让黑人参加塔拉哈西高尔夫俱乐部的运动，曾在自己的法庭上侮辱过维护民权运动的律师，而且他的判决在上诉时常被推翻。这最后一件事激发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罗曼·鲁斯卡的善意的批评。他对电视记者说，“即使他是一个中庸之才，但中庸的法官、中庸的人和中庸的律师实在到处都有。难道他们就无权有一个小小的代表，小小的机会吗？我们不能要求永远请到布兰代斯、卡多萨、弗兰克福特那样的人【布兰代斯（1856－1941年）、卡多萨（1870－1938年）和弗兰克福特（1882－1965年）都是美国最高法院著名的法官。——译者】，我不相信我们能那样要求，我也不相信我们需要那样做。”

后来有人问鲁斯卡，他说这句话是否感到抱歉。他说，“我的确感到抱歉，我的确感到抱歉。”一个共和党议会领袖后来说，“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总听到中庸这个词儿，不管什么，总是那么说。你可以看到选票大批大批地跑掉了。”在鲁斯卡说这句话之前，参议员肯尼迪预测反对卡斯韦尔的最多有二十五票，斯科特则预言反对派所能纠集的最多可能有“三十多”票。结果，赞成票是四十五张，反对票是五十一张；主持会议的副总统阿格纽说，“这次提名没有通过。”两天之后，生气的尼克松总统告诉记者说，只要民主党人控制着参议院，“我就不能成功地提名任何一个南部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充任最高法院法官，即使他象我一样严格信奉完法的条文。”

这话离他在就职演说中所说，让我们团结起来的主题是很远的，但他是有意这么说的。尼克松已放弃了超党派态度，开始进行反击了。这种战略上的特变己在他对全国人民的一次电视演说中开始，这次演说是他为了回答一系列突出要求停止越战的新的反战示威而作的。总统说，这些示威是不必要的，因为他有“一个完全撤出美国地面战斗部队并代以南越部队的……计划”。他称这个为“越南化计划”。他说他相信这个计划会成功，并要求“我的同胞中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支持”。他在对他的批评者的一次攻击中说：“让我们为和平而团结起来吧。还让我们为防止失败而团结起来吧，因为我们必须知道：北越是不能打败或羞辱美国的。只有美国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他的听众中百分之七十七赞成他的演说——不赞成的只有百分之六。尼克松受到鼓舞，立即派他的副总统甚至以更生动的辞令去打头阵。这就是后来阿格纽自己所说的“两极化政治”，蓄意要使总统的批评者陷于孤立。他把一些持不同意见者攻击为“一批自称为知识分子的虚弱而无耻的势利小人”，把他们的政治上的支持者称为“情欲的寄生虫”和“思想上的阉人”，因而赢得了尼克松热烈的祝贺。因为七千万美国人收看了电视广播的新闻节目，因为白宫正为关于总统的电视报道愁眉苦睑，阿格纽就以电视作为他的首要目标。

11月13日在得梅因演说时，他大肆攻击“为数不多的一小撮人，不超过一打的新闻广播员、评论员和影片摄制人”，他们“独断地决定影片或新闻评论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同公众见＿面。”这些“未经人民选举的特权人物”是“一个严密的小帮会……享受着经政府认可并发给执照的垄断权。”他谴责他们曲解了“我们国家寻求国内和平和稳定的努力”。一星期后，他把抨击的火力对准新闻界，点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名，悲叹“传达公众消息的伟大工具被人垄断，控制舆论的力量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广播网和报纸都连续报道了大量支持阿格纽和谴责“东部自由主义权势集团”的来信。华盛顿怀疑，阿格纽究竟是在为自己说话，还是在为尼克松说话。休伯特·汉弗莱说，“任何人如果认为副总统能够采取不同干总统或其政府的立场，那他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或政府。你既然被选中和他在政治上结合起来，那他就希望你对他绝对忠诚。”

斯皮罗·阿格纽的夸夸其谈使他成为一个合乎潮流的人物，因为那时正是一个言过共实、虚张声势、装腔作势、夸夸其谈成风的时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