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7部分(第2/4 页)

族从未迸行过的最有利的投资。”光是空间探索的副产品就使我们了解到在真空中工作时所需要的耐熔金属和设备，这本身就是巨大而极其宝贯的收获。由于联邦保证大量支付资金，五角大楼、国家肮空和宇宙航行局、原子能委员会和联邦肮空署才有可能创造出不少奇迹，如果不是这样，这些奇迹可能还得等待一代之久。从发明摄影术到照相机投产经历了一百一十二年（自1727年至1839年）。电话的这种间隔是五十六年，无线电是三十五年。用支付研制费用和保证成果有市场的方法，华盛顿把原子弹所需的这种间隔缩短到六年，晶体管缩短到五年，集成电路三年。对于这种作法可以有理由加以反对，但这种理由是反对进步的。若说这理由能使许多美国人信服，恐怕未必。

但是，要说工业始终拥有自己的主权——说它可以自由反对华盛顿所做出的决定——那是不可能的。由于政府每年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工作的费用达一百五十亿美元，与之对比，企业和私营机构每年此项费用仅只六十亿美元，那么政府居专横的支配地位也就是不可避免了。1929年时，联邦、州、市政府负责美国全部经济活动的百分之八。到六十年代时，这项比例达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之间，远远超过印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比例。按照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计算，联邦资金支付了航空与航天方面研究费用的百分之九十，电气和电子设备方面的百分之六十五，科学仪器方面的百分之四十二，机械方面的百分之三十一，合金方面的百分之二十八，汽车方面的百分之二十四，化学工业方面的百分之二十。华盛顿处于握大公司的存亡于手中的地位。当然这种情况从没有发生过，也没有谁如此粗暴，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提到过。然而，大企业确实已交出了一大部分自主权。

在另一个时候，这种情况可能只关系到很少的一些美国人，关心它的人就更少。社会各阶层都享受着约翰逊富裕时代的生活。除非在严重危机的时代，美国很少担心示威者涌上街头，咒骂政府。大多数的人都同现行的制度有利害关系：各种激进运动在美国扩大影响向来都会遭到挫折。但是约翰逊的年代中还经历着另一种重大的新变化。自从大战以来，全国增加了大量的学生人口。珍珠港事件的时候，达到大学年龄的美园人中只有百分之十五在念大学。到了1965年秋季，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在念大学——即五百多万年龄在十八岁至二十一岁的大学生。四年之内这一数字将达到六百七十万。这时每年颁发的学士学位几达五十万个。每年用于正规教育的费用超过三百亿美元。事实上，上学成了美国最大的企业，学生成了国内最大的单一的共同利益集团。

这种情况，在美国人口中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引以自豪的——教育几乎成了一种世俗的宗教，成了被提出能包医一切社会弊病的良方——但是大学生却日益不满和烦躁不安。他们的未来受到越南战争乌云的遮盖，这场战争越来越变得可憎，而且令人感到灰心丧气。他们对进行战争的方式的不满得到全国十五万终身教授——这些人不受外界纪律的约束，他们的职位只有因死亡和个人丑闻才能解除——中成千上万人的支持。最后，许多学生由于觉悟到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热情来自其市场价值而感到苦恼。正如其他联邦计划通过创造微型电路推动了工业技术迸步一样，对教育的大批拨款也起了培养未来的技术专家、管理人员和顾客的作用。大学生发现他们获得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在大学的最大收获——之后，人们又要求他们窒息这种怀疑态度而成为企业和政府官僚制度中的齿轮。千千万万的父母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但是他们的子女中有很多人却开始采取另一种看法。他们互相转告：“他们是在用花言巧语蒙骗我们。他们在埋葬我们。我们再不能忍受了。我们要推翻它。”

美国技术一向都是美国的一种力量，是使人惊异而又有时担忧的根源。1853年一份叫《合众国评论》的期刊曾经预言，五十年之内，“机器将从事一切劳动，自助装置将指挥一切，”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情说爱、学习和享福。”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校园震颤在动乱的边缘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却没有这么乐观。他意识到“我们教育制度有一种过于为经济目标服务的危险。”

※※※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来，六十年代的学生大动乱，比当时看来意义要更加深远一些。象1848年横扫西欧的革命热潮一样，这种学生大动乱可能永远没有被人充分了解。它们超越了长期以来前辈的人不敢触犯的民族秩序和文化壁垒。海洋和甚至铁